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是哪里人,他做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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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处的时代造就的，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澜从而深刻改变了自己所深处的时势，因而被誉为救时宰相。那么张居正身处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历经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声威一度远播东非，印度洋几乎成为了大明战舰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内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时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转折大明国运由盛转衰：在这场变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也先还进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亏明朝另一位救时宰相于谦（不是说相声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大明战胜了瓦剌，但再也无法恢复永乐、仁宣时期的辉煌了：瓦剌、鞑靼、女真、倭寇、缅甸先后侵犯大明边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已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亚洲——这是大明王朝所面对的外患；与此同时内忧也异常严重：朝廷党争、宦官弄权、财政紊乱、军备废弛......嘉靖四年（年）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据说这名男婴诞生前其曾祖父做了这样一个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科举考试时湖北巡抚顾璘想要让张居正落榜，让这名年轻人不要骄傲，这本身就违背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就算张居正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那么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正因为人生难以一直顺风顺水，所以才要通过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压能力，如果明明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会去多找麻烦不是吗？无论如何顾璘的想法就有这么奇葩，结果他愣是把张居正的前程多耽误了三年。三年后张居正又一次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恰巧在考试后张居正与顾璘再度相见，顾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带（象征权贵身份的高级腰带）赠送给张居正并对张居正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的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我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嘉靖二十六年（年）此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大外患会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实上连张居正自己可能也没料到这点，因为初出茅庐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员一样先必须想方设法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倾轧中站稳脚跟。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隆庆元年（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自嘉靖四十一年（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隆庆四年（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这件事可能是诈降，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张居正安排妥当，俺答计谋不成。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隆庆五年（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由此北部边疆安定下来。而被倭寇肆虐的东南海疆此时也已安定下来——事实上所谓的倭寇之中不乏东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断了生计的百姓被迫聚啸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早已断绝，加之此时日本国内的战乱导致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和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合流对抗明朝的海禁政策。隆庆元年（年）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随着隆庆年间东南和北部边疆的安定，张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开始思考明朝的内政改革。隆庆六年（年）明穆宗崩，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事实上明初曾一度实行过《考成法》，张居正如今是要旧瓶装新酒。要知道他如何旧瓶装新酒，我们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样的——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建账——主要是各衙门将自己承担的任务登记造册，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建立工作账簿。对张居正变法一直以来史学界都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张居正所谓的“新政”其实算不得变法改革——这种观点认为：张居正仅仅着眼于澄清吏治，而未能从制度上有所更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张居正的权力比之前的丞相还大，毕竟此时万历皇帝年幼，他成为了无摄政之名的实际上的摄政大臣。万历六年（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这位在治国理政上有大才的救时宰相在个人私德上存在严重的瑕疵——他要求万历皇帝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于政事，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极为奢侈放浪，又时时刻刻以摄政自居，完全忽视了小皇帝的心理感受，所以他一死他的家人和他的改革班底迅速就被压抑已久的小皇帝清洗。万历皇帝终究不是秦惠文王——后者虽杀商鞅却不废商君之法，万历清洗张居正之后迅速将张居正改革取得的那点成效都给败光了，明王朝向着崩溃的深渊一发不可收拾地狂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