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大唐主导下的国际交流

公元年唐太宗李世民被东北和西域等地的各部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也就是在这年孤悬海外的倭国（公元年后改称日本）向唐朝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派出过三次遣隋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因此迫切希望通过从中国吸收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文明实行国家制度的构建。其实日本历史上一直是有与中国交流的传统的：日本考古学家曾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掘出最早的纺织品。这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径线40至50根、纬线30根，与当时中国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

这证明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向日本输出丝绸了。虽然还不能确定日本出现的齐国所产的丝绢是怎么到达日本的，但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中日之间就存在一条连接山东半岛齐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历史上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有吴泰伯后人东渡说、徐福东渡说等传说故事。目前考古学界最主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由来自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古代朝鲜人等多个族群融合形成的。

在进入日本列岛的早期移民中有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通古斯人，有操汉藏语系语言的中原人，有操南岛语系语言的马来人。大约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东汉时期日本列岛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十余国。尽管说是国家，其实还处于由原始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在这三十余国中有一个倭奴国和邻国犬奴国有争执，为寻求外援倭奴国向当时的东汉王朝遣使，被汉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此后东亚各国的史籍中多称日本为倭国。此时日本正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并无文字记载本民族历史。

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的历史散见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航海条件，中国方面不可能对日本列岛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自倭奴国遣使汉朝后整个东汉王朝再无对日本列岛的记载。直到曹魏时期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王国才又遣使曹魏。魏帝曹睿赐予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刺激下日本才有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族进化为一个统一成熟的国家：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

公元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新罗9）。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国家。在原始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成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个日本列岛被切割为几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缘板块，而每一板块的生产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板块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产的粮食以及这些粮食供养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谁也不具备统一日本的实力。然而中华文明的传播打破了这一状态：最早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九州地区由于掌握了水稻种植和新式农具，粮食产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尽管这一飞跃在杂交水稻都已诞生的今天看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使得九州地区的部族比起四国、关西、关东等地的部族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中国大陆迁徙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新式农具，同样带来了新式兵器——秦汉时期的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列装铁制兵器，而当时的日本连青铜冶炼技术都尚未掌握，绝大多数部族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的木制、骨制等兵器。

当这些部族面对率先掌握了中国技术的九州部族时劣势是明显的。由于九州地区率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中国技术，其他地区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区崛起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掌握这种先进技术。于是日本列岛开启了第一轮效仿华夏文明的高潮，遗憾的是这次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没能像大唐年间那次一样被以明确的文字记载在历史档案中。在这一轮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终胜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国——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

日本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多火山地震，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陆情结。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早在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并成功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此后日本在此设置任那府进行统治。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当时日本这种请求中国朝廷册封的举动至少可以说明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这时的日本是不敢将中国确定为自己侵略扩张的目标的，事实上这时的日本是承认东亚世界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所以才会有请求中国朝廷册封之举；尽管这时的日本是臣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但从日本的请求册封之举中也能看出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已萌发了大陆情结，因为如果当时的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这就是日本当时的野心：在承认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下自己要扮演该体系内仅次于中国的大国角色。

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倭国与百济、新罗等国一样是中国朝廷的藩属国，彼此之间属于平等关系。日本的诉求没能得到当时的中国朝廷的认可，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日本趁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域外事务的时机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最终日本实际上迫使百济成为了自己的朝贡国，不过此事一直没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使其野心逐渐膨胀，于是到了隋炀帝在位时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

这份国书标志着日本正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已在朝鲜半岛展开扩张行为，然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是认可的，所以才会请求册封之举。以隋炀帝时期的国书事件为标志宣告日本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在当时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也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能成为皇帝，周边藩国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然而日本统治者的名号却在这时由原来的大王悄然变成了天皇，甚至还在国书中公然以天子自居。

这也难怪接到国书的隋炀帝会勃然大怒了，因为这标志着日本已开始尝试取代中国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然而就在这次国书事件后不久隋朝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统一后于公元年消灭东突厥，此后唐朝开始积极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在这种形势下纳入了唐帝国的视线。这一时期日本看待大唐帝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需要引入先进的大唐文明，另一方面日本也需要探秘大唐这个新兴政权的动态虚实。玄武门之变后仅仅三年唐朝就消灭了东突厥，这不能不令日本感到震惊。

前几年还是群雄割据的中国大陆如今被统一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接下来的动向是什么呢？事实上遣唐使在一定程度上负有刺探唐朝情报的任务，因为日本希望确保唐朝不会对自己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日本也担心唐朝会对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构成影响，况且日本还试图通过加强与唐朝的交往提升本国的政治地位。总之在一系列动机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于舒明天皇二年（）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的年中日本一共向唐朝派出19次遣唐使，其中有13次真正到达了唐朝。

13次到达唐朝的遣唐使中前6次可以视为早期遣唐使，第7至第13次可以视为后期遣唐使。早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唐朝情报，而后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则是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文明。事实上早期遣唐使的派遣时期正值日本国内的改革时期：就在第一批遣唐使出访15年后日本开始了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的过程中日本效法隋唐制度建立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上设置了郡、国、里；经济上模仿唐制推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法治建设和兵制改革也都仿照唐制展开。然而这一系列徒具其表的生搬硬套并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通过遣唐使向唐朝输送留学生正是希望通过实地学习从而由表及里掌握唐朝制度文化的精髓。公元年（唐永徽四年、日本白雉四年）革新八年后的日本派出了第二批遣唐使。这次出使安排了两套大使、副使班子并派遣14名留学生和2名学问僧随行。之所以准备两套班子是担心海上风浪险恶，因此让使团分两路同时入唐，万一其中一路出现意外还有一路能完成使命。遣唐使的构成大致有四类：一类是使者四等官，一类是航海人员，一类是翻译、厨子等专业保障人员，最后就是担负学习重任的留学生、学问僧。

日本朝廷对留学生的赏赐仅次于大使和副使，这么做当然是为激发学子入唐求学的热情。留学生入唐后被允许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限定只有唐朝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及外藩皇子王孙才能学习，其余五门学问对包括日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来唐人员开放。日本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书法大家橘逸势、高僧空海等人均有留学中国唐朝的背景。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应该是阿倍仲麻吕：他给自己取了汉语名字”晁衡“，他在文学方面极有造诣成就，因此与李白、王维等当时的顶级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多治比县守在唐朝出使期间要求”儒士授经“，唐玄宗命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他讲课。包括阿倍仲麻吕在内的很多日本遣唐人士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武则天授予粟田真人”司膳卿“之职；唐玄宗授予藤原清河”特进秘书监“之职；唐德宗授予高阶远成”中大夫试太子中允“之职；至于阿倍仲麻吕更是连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最后做到了镇南都护这样的高官。入唐留学生中有留唐为官者，也有人选择返回日本。那些回到日本的留学生就成为推进大化革新的主力军：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遣唐使后来都成为日本中央或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

这些人将在唐朝学得的知识用于日本的政治施策中，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归国时往往携带有大量典籍器物：从中国带回的典籍多倍保存在正仓院作为传世之宝。《乐书要录》一书后来在中国因战乱而失传，幸亏日本尚有保存才得以重新引回。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这种搬运工作直接促进了日本文化的繁荣：儒家经典开始成为日本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孝谦天皇还专门下令居民家中常备《孝经》。学问僧道昭入唐后师从玄奘法师，归国后创建了日本南都六宗之一的法相宗。

公元年中日之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战争冲突——白江口之战，在这场中日千年首战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五年后唐军彻底征服割据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设置安东都护府管辖被大唐平定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旧地。也是在这年一手推动日本效法大唐的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正式登基成为日本新一代天皇——天智天皇。当年10月大唐英国公李勣平定高句丽的消息传到日本，这令日本朝廷一时之间大为恐慌。早在白江口之战战败时日本就立即进行了本土防御的准备。

白江口之战结束半年后一批从大唐熊津州出发的使者来到日本对马岛。这是大唐在与倭国在半岛交锋后第一次向倭国派出的使者。当时还没正式即位的中大兄皇子和他的谋臣中臣镰足一方面拒绝以日本朝廷的名义接见唐使，另一方面派出五年前的遣唐副使津守吉祥连和唐使先行私下接触——这是因为这支使团并非长安的大唐朝廷派遣的官方使节，而是大唐熊津州都督刘仁轨所派出，如果日本朝廷以官方名义接见就等于认同本国为大唐藩属，相当于把自己置于和大唐熊津都督府平等的外交等级。

事实上刘仁轨派出这支使团目的有二：其一试探倭国虚实；其二安抚和警告日本。此时作为大唐熊津州都督的刘仁轨正忙于主持百济旧地的战后重建工作，这时百济残部和高句丽尚未完全平定，而作为盟友的新罗似乎也出现了和大唐离心离德的倾向。在这样的局势下刘仁轨实际已无法再组织起力量远征日本，但他也绝不能容许日本再插手大唐熊津都督府的事务，所以派出这支使团对日本软硬兼施。日本方面的外交工作也开始渐渐圆滑起来：一方面他们坚持不以朝廷名义与使团接触，另一方面又让地方官僚出面保留与唐朝进一步沟通的渠道。

然而日本方面始终认为：唐朝之所以对自己进行安抚而非攻打是因为高句丽尚未平定，唐军分身乏术。所以当高句丽灭亡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关于唐军即将整修船只攻打日本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为打探虚实，日本于公元年遣使来到中国庆贺大唐平定高句丽。随着百济、高句丽两大强敌的破灭，新罗渐渐表现得对大唐不再那么恭顺了：百济旧地本已被大唐朝廷设为熊津都督府，新罗却不断蚕食百济旧地。公元年春新罗向日本派出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日本对使团好生招待，但并不愿卷入大唐和新罗的纷争之中。

战败后的日本并未排斥大唐文明，恰恰相反向大唐学习的风尚更加普遍：公元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参与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并于次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化改新是个逐步的过程，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过落后的部民制，大约经历半个多世纪后改革的纲领才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得以巩固。《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

日本引进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亲王担当则称中书王，但没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而日本太政官则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隋唐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则设有负责国防治安的兵部省、负责司法刑讯的刑部省、负责工程建设的宫内省、负责官制人事的式部省、负责度支财务的民部省、负责教育礼仪的治部省、负责纠察官员的弹正台（对应中国的尚书省六部和御史台）。

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年）的遣唐使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

公元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

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遣唐使中最为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阿倍仲麻吕，然而要论对日本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吉备真备。吉备真备22岁时随第8次遣唐使入唐，此后在唐朝游历学习长达17年。他所学习的范围涉及三史、五经、名刑、算术、历道、天文、汉音、书法、音乐、秘术、占杂等诸多领域。吉备真备回国后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这与空海和尚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的”平假名“一同构成日文字母，由此可见大唐文明对如今日本文字体系的影响。

吉备真备归国后视图顺畅：先后任大学助、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先后给大学寮学士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等学问，还给孝谦女帝讲授过《礼记》。就在吉备真备仕途顺畅之际却遭到朝中权臣藤原惠美押胜的排挤，56岁的吉备真备为躲避政治迫害而再次奉使入唐，再度归国后的吉备真备负责主持太宰府军政。天平宝字八年（）藤原惠美押胜叛乱，吉备真备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叛乱，从此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右大臣之位。不过并不是所有遣唐使都能有吉备真备这样幸运。

事实上日本当时落后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每次遣唐使团的出行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早期遣唐使的入唐路线是：自难波（今大阪）出发经九州博多（今福冈）向西通过朝鲜海峡，然后循半岛西岸北上，而后向西渡过黄海，最终在唐朝登州（今山东蓬莱）上岸。这条路线尽管航程远，但由于大部分时间是沿岸航行，海面相对平静安全，也能比较容易获得补给。即使如此第四次遣唐使还是被逆风吹到南海小岛，船上人员多被岛人杀死，只有5人逃到唐朝。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大多改走南岛路，这是因为此时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

南岛路从博多出发，沿九州西岸南下至萨摩、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而后横渡东海登陆。后期遣唐使中的第7、8、9、10次均取道此路。这条逐岛南下的路线不惜大绕远路以求获得补给，但离岛航渡浩瀚莫测的大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极其危险的。除了第8次出使往返皆平安之外其余几次均不同程度出现被风漂流、船毁人亡的惨剧。第9次遣唐使团中的第三船和第四船就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4人活着回来。第11次遣唐使又开发了第三条路线：从大津浦出发，向西南驶抵值嘉岛（今长期平户岛和五岛列岛），而后径直横渡东海抵达唐朝的长江口。

这条线路的起点与终点都大致与南岛路相同，只是省却了逐岛南下的冤枉路，故而航行时间较短。第11此遣唐使只用10天便到达唐朝海岸。然而从第11次到第13次遣唐使在这条新航线上次次遭难：尤其是第13次遣唐使回国时第一船被海浪打入海底，致使日本副使小野石根等38名日本人以及随船赴日本访问的唐使赵宝英等25名唐人遇难。第十二次遣唐使团同样遭遇了海难，幸存下来的大使藤原野葛麻吕等人漂流到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今福建霞浦县）。由于日本朝廷颁发的文书遗落海中，以致使团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藤原大使亲自给福州观察使写信陈述原由也没得到回复。随行的空海和尚用骈文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使团遇难的来龙去脉。空海在日本国内是与嵯峨天皇、橘逸势齐名的”能书三笔“之一，福州观察使见到空海的文章后觉得此文非同一般，于是将情况上报中央，日本使团这才得以顺利入唐。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而于他一同入唐的最澄回国后选择与中国佛教圣地天台山风景相似的比叡山建立了延历寺，创立了日本佛教的天台宗。正因为遣唐使之行凶险异常，所以有6次遣唐使最终未能到达唐朝。

如果算上这6次，那么日本前后共计派遣过19次遣唐使。公元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中华帝国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中华帝国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

日本最早通使中国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冲突，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倭国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政权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

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中国和南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

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已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

这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公元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

渤海郡国从公元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公元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公元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公元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

到公元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大约在公元~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

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