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航海南风回,我国古代对风的观测与

风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它跟生产，生活，交通运输、行军打仗都有密切的关系，对风的观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在中国古代风又被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天象，对风的观测成为官方天文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一、我国古代对风的观测

早在商朝，人们就已经利用旗上的飘带来观测风向，有了四面风的观念，并且用“劦”、“彝”、“微”、“夗”等四个字来作东、西、南、北四方的风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风同的认识又有了发展。在《春秋左传》中，已有“行八风”、“八风平”等的记载；在《国语周语》中，也有“遂八风”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更有了“八方风”的专有名称。这些都表明，当时人们的认识已从四个风向发展到八个风向。

到了汉朝，测风器和对风的认识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这时期发明了铜制的测风器“铜凤凰”和“相风铜乌”。

“铜凤凰”出现在公元前年，当时建造了汉武帝刘彻的官殿建章宫，在屋顶装有三个铜凤凰，据东汉末、曹魏初成书的《三辅黄图》记载，铜凤凰“下有转枢，向风若翔。”下面有可以转动的装置，受风的时候头会向着风，好像要飞起来一样。相风铜乌出现在东汉时期，安装在国家的天文台“灵台”上，它的形状像一只乌鸦，可以随风而动。

这些铜制的测风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仪器，西方跟它们相似的候风鸡出现在十二世纪，比我国晚了近一千年。这时期，我国已经对季风有了一定的认识。

二、当时相当先进的测风仪器

在公元前一世纪初年成书的《史记律书》中，记载有八个方向的风各出现在什么月份，反映当时人们已经对各个季节的风向转换规律有一定的认识了，就是春季是偏东风，夏季是偏南风，秋季是偏西风，冬季是偏北风，基本上已经符合实际的季风情况。

由于铜制的测风器比较笨重，转动不很灵便，因此在晋朝以后就被比较轻巧的木制相风乌所代替。关于木制相风鸟的制作和应用，唐朝李淳风在《乙巳占》里写着：

“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风吹羽葆平直则占。亦可于竿首作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

意思就是当要观测风的时候，必须在地势高旷的平原上高立五丈高的长竿，用鸡毛八两，编成羽片挂在竿上，用来观测风力和风向。当羽片被风吹平直的时候就可以测定风力和风向，也可以在长竿顶端安置一个盘子，盘上作一只三只脚的木乌鸦，它的两只脚跟盘子相连，向外站立；一只脚上挂羽毛，而内转。一有风乌鸦就会转动起来，它的头向着风，嘴里衔着花，当花旋转的时候就可以测风。

这里指出要选取高旷的平原来作观测风向的场所，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建筑以及自然界的地物会对风向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高旷的平原，又矗立高竿，可以避免各种地物的影响，测到正确的风向。乌鸦衔花，可以更明显地指示风向，便于人们观测。

这种相风木乌后世一直沿用，但是不断有所改进。清朝麟庆所编的《河工器具图说》中记载：

“刻木象乌形，尾插小旗，立于长竿之杪或屋顶，四面可以旋转。如风自南来，则乌向南，而旗即向北”

这样观测起来就更清晰了。

在前面提到的《乙巳占》引文中，记述有用鸡的羽毛编成羽片的测风器。这种羽毛测风器虽然发明在唐朝以前，但是在唐朝以后才被普遍应用。它制作和使用都很简便，而且羽片有一定重量，一般是用五两到八两。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由于羽毛测风器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它除了可以观测风向外，还可以从羽片飞起的高度来测定风力的大小，反映了人们对风力已有一定的定量认识。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测风仪器了。

三、古人将对季风的认识来为航海服务

随着测风仪器的改进，唐朝已经把风向分成二十四个方位。人们经过长期观测，对季风的认识逐步深化和明了，了解和掌握了它的规律——夏季刮偏南季风，冬季刮偏北季风，并用它来为航海服务。

在“浮天无岸”的汪洋大海中航行，不像内河或近海短途航行那样，可以主要凭借人力来划行。因此，风力就成为古代远洋海船的主要动力。顺风还是逆风，跟船舶航行关系重大。

人们总是愿意顺风鼓帆而行；如果遇到逆风，那么不管帆的结构或调戗技术怎样高明，总是费力不讨好，短时间还可以应付，长时期的航行是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支持的。只有季风能够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保持一定风向，使远洋航行能够一路顺风。这样，季风的利用也就成为古代远洋航行中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了。

季风在我国古代称“信风”，也叫“风信”。我国大约在汉朝就利用季风来进行远洋航行了。那时候，我国已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的航线，并且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跟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伊朗有了交往。这些远洋航行，不依靠季风是很难进行的。

如果说汉朝对季风的利用还存在着不自觉的因素的话，那么唐宋以后，人们已经非常自觉地、有意识地利用季风来进行航海了。

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里说：“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意思是说船舶直向东西洋驶去，跟海岛各国相互贸易，它出航有一定的季节，回归也有一定的季节，按照季风的更换规律来进行航海活动。

对于东南亚的太平洋和南亚的印度洋航线来说，也就是宋朝朱彧在《萍洲可谈》里所说的

“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宋朝王十朋曾经用“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描写了商人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动人情景。可是对于通往朝鲜、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对季风的利用正好相反，应该是“南风航海北风回”了，就象《琉球国志略》中所说，从福州到琉球的船舶“倒以夏至后乘西南风至琉球，以冬至后乘东北风回福州。”宋元时期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郑和船队空前规模的远航，都是利用季风更替而南去北回的。

四、古人对季风的成因的认识

当然，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还不可能知道季风的成因。人们既得益于季风，又不知道它的成因，因此就把它神化了。宋朝两次出任泉州知府的真德秀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祈风文》中说：“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意思是说船舶的来到准时或者不准时，是风决定的；可是能够使风遵从一定的规律而不误期的，是神。

在泉州，人们认为季风是由一个名叫通远的仙翁管理的，为了航行的来回顺风，人们举行了祈风活动。唐朝就已在泉州九日山给这个所谓通远仙翁建庙；宋朝的统治者为了鼓励航海，还把他封做通远王、善利王、广福显济王，把他的庙称做昭惠庙（祠）。祈风还成为一种制度。每年由泉州地方官员和负责航海的官员在出海和回航季节进行两次祈风祭祀典礼。现在，在泉州九日山还留下了十方祈风石刻。

除官方在泉州进行祈风活动外，不少地方民间也树有风神。这类祈风活动一直沿袭下来，特别是在民间广泛进行。祈风活动虽然是迷信，但是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利用季风航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