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欲从群岛转为全球海洋支点中

身为“群岛国家”的印尼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其海洋观念经历了从“内向型”的“群岛观”，向“外向型”的蕴含“印太”概念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印尼历史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抱负，与其复杂的国内政治背景和躁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幻的地缘政治以及多元的现实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了当代印尼海洋政策的取向和构建路径。

　印尼海洋政策的形成

在历史上，室利佛逝（—）和麻若巴歇（—）时代的印尼，曾经拥有繁华的港口和强大的海上力量。14世纪至15世纪初，5条重要海上商道分布于印尼海域。中国与印度借此商道进行繁忙的贸易，海上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荷兰殖民时期，虽然殖民者对陆上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剥削并严密控制海港，但印尼民族主义者并未忘却海洋对于印尼国家身份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印尼是海洋与陆地难以分割的整体”。在年正式独立后，印尼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开始提上民族国家的议事日程。年苏加诺在东爪哇泗水海军基地发表演讲：“努力使我们再次成为航海者……成为广义上的航海国家，而不仅仅是海上的船员，绝不是！而是作为海上统帅的航海之国，拥有商业船队的航海之国，拥有军事舰艇的航海之国，在大洋上乘风破浪的航海之国。”

年，刚刚上台的苏哈托总统召集海、陆、空三军负责人，召开了以“海洋群岛观”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防研讨会。年，印尼国防安全会议决定将“群岛观”作为国防与安全的指导思想。年，印尼人民协商大会通过第四号决议，将“群岛观”确立为印尼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在年第六个《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前言部分对“群岛观”进行了阐述与完善。该规划在政治领域部分新增了“基于年宪法”和“实行自由且灵活的外交政策，来推动建立一个基于独立、永久和平和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在经济领域部分，新增了“经济的发展是基于群岛上的每个家庭，并有利于全体国民的福祉”。随着法案和规划文件的最终确定，印尼的“群岛观”也得以正式成形。其具体内涵是印尼是个群岛国家，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安全的统一实体，海洋为连接印尼各个岛屿的桥梁，而非“隔离带”。在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国际社会承认印尼为“群岛国家”。群岛基线的确立，使得印尼的领海海域和专属经济区比之前扩大了数倍。

“群岛观”最初是印尼军界精英为了政治目的而建构出来的概念，强调群岛之间海洋的统一性，地缘政治意味浓厚。虽然年的发展规划新增了外交政策的维度，但佐科之前历任总统的海洋政策基本都聚焦于内政层面。作为一种发展观念，“群岛观”对印尼海洋政策的构建路径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苏哈托执政初期，基于“群岛观”的地缘政治内涵，印尼主要与周边国家开展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营造有利于“群岛国家”身份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哈托政府注重群岛经济发展内涵，着力挖掘印尼海域的经济价值，包括海洋渔业的发展和海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民主改革时期，“群岛观”中的经济和国防安全内涵深刻影响着印尼海洋政策的走向。在海盗、走私、非法捕鱼、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梅加瓦蒂和苏西洛都给予相应的重视，分别提出“绿水海军”和“最低防御力量”的海军国防战略。

尽管在“群岛观”的主导下，印尼历届政府特别是梅加瓦蒂和苏西洛时期，对印尼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由于部门利益的阻隔和印尼自身国力的发展水平，海洋政策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群岛观”囿于以陆地思维来认知海洋，即“海洋的领土化”，忽视了海洋所特有的流动性和公共属性。在其影响下，印尼海洋政策均以“内向型”为导向，其焦点在于国内层面，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