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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庞大海军舰队，中华文明曾经的骄傲！

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郑和船队

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经过南海、东太平洋、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深了大明帝国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郑和舰队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海外贸易,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并且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在没有此类的壮举。

郑和船队是郑和下西洋所组织的远航船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支大规模的远航船队，也是一支史无前例的海上特混舰队。郑和船队由余艘不同用途、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将士二万余名，规模宏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远航船队。郑和船队规模之大、船舶种类和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宝船，是郑和率领的海上特混舰队的旗舰。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打过几次漂亮的仗，全歼了一支人数在五千人以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把海盗全数或屠或擒。著名的首领陈祖义被俘，后来押回首都正法。这是一支人数在五千人以上的海盗，这一仗打得并不简单。

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中国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首先，人数多，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

其次，船队编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明帝国郑和船队，在数量规模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在吨位体积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在装备上更是世界一流的，在航海技术、通讯指挥和人员编制等多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所以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称郑和船队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这样的美喻，也只有郑和船队当之无愧。郑和船队完整地展示了明帝国的实力，当时南洋、西洋诸国看到它的身影，无不显示出对明帝国富裕、强大的向往。

曾经世界第一的中国明朝海军——明朝水师

据统计，在明成祖鼎盛时期的年，明朝水师拥有艘船，其中艘巡船，艘战船，以及驻扎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艘大船和艘运粮漕船，其中艘是远洋宝船，此外还拥有大量护洋巡江的警戒执法船和传令船，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实际上只是强大的明帝国海军的一支海上机动舰队而已。

、明正德16年（年）由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在屯门地区抗击佛朗机（中国古代指葡萄牙）人发动的海战（史称屯门海战）。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役，以明朝的获胜而告终。

明朝嘉靖元年（年）在广东西草湾明朝水师与佛朗机（中国古代指葡萄牙）海军发生了一场海战——西草湾之战（或茜草湾之役），以明海军胜利告终，葡萄牙人逐渐放弃武力侵华之野心。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年），在明朝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同日本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史称露梁海战）。最终全歼日本舰队，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打得日本年国力一蹶不振，对战后朝鲜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提出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单独贸易，否则将继续开战，此无理要求遭到明朝拒绝，参战的荷兰舰队以及荷兰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舰队全军覆没。料罗湾海战是荷兰人在远东空前的惨败，明朝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当时凡航行在东亚地区的船只，都必须花钱购买明朝的令旗，否则将被拦截。从此荷兰人每年向明朝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在远东水域的安全。这对当时欧洲的海上霸主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年）三月，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后直取台湾。南明永历十六年，公元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从鄱阳湖水战开始，到郑成功光复台湾，大明朝立国近三百年，大明水师却未曾遭遇一败，简直是常胜军中的常胜军，可惜中国古代军事向来重陆战轻水战，因此大明水师的光辉也就因此而淹没了。事实上大明水师确实是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人所共知，斯里兰卡之战活捉其国王，大扬华夏国威。可惜后来明朝实行海禁，撤裁舰队，使倭寇横行，海防空虚，但经过戚继光整顿，大明朝水师重新焕发了战力。

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海军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抗倭名将俞大猷适时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由此可见，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的模式。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99%。明朝海军的装备，主要以福船为主，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号，海战用的福船，是指一号和二号。按曾在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由此可见中国海军船型大，干舷高，在冲撞等近战场合有明显优势。

明朝中期，曾经强盛一时的中国海军迅速衰落，使明帝国在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安全空间急剧萎缩。并由此改变了东半球的力量格局，影响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进程。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艘战舰的海军，每一年春天和夏天都要进行大规模巡航，年和年明朝水师两次追击倭寇直至琉球群岛，年在北部湾击败越南海盗。在郑和的第六次海上远征中一支中国分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至西南非洲。另一支分舰队经所罗门群岛进入太平洋，直至澳大利亚东海岸。在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向中国海上权威的挑战都被粉碎，三十六个国家的使节向明帝国臣服，中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北印度洋诸贸易要塞，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以及硫球群岛所组成的大明海外帝国。但伟大的霸业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仁宣之后，明朝开始收缩海防线，远洋船队被召回，大型舰只停止建造，岛屿基地被放弃，撤退政策使水师受到重创，海防线被从远海甚至外洋压回海岸。

当然海军的衰落是相对而言的，直至十六世纪中国海军依旧能在南中国海三次击败横行印度洋的葡萄牙海军。抗倭作战的一度失败也主要不在装备和战术方面，那实际上是在与一支由中国商人装备和指挥的日本雇佣军作战。但海军的大衰落是无可置疑的，郑和时代中国海军曾拥有现在美国海军所拥有的地位。但到明朝后期，海军再也找不到海上远征时的盛况，它已经从一支远洋海军衰落成海上警卫队。

人员的减少，舰队的缺损，海防线内缩这些技术层面的表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首先，向海洋扩张的原动力日益消失是促使水师衰落的最明显的原因。日本海岛的海上威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人口向东南迁移而引起的对东南沿海防务的重视及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的海外残余势力，构成了明初水师发展的动因。

在明朝水师的打击下，倭寇遭受重创，15世纪中叶倭寇入侵只有14次，其中10次被粉碎，倭寇不敢进犯。加之中日勘和贸易兴起，倭寇组织者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倭寇的威胁似乎已经不足为虑。

在郑和的武力镇压和明朝的招安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海上流民被消灭，尤其是陈祖义被消灭后，他们或投靠明廷，或销声匿迹，自南宋开始形成的南洋华人贸易网被粉碎，已无法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还是在贸易垄断方面。

海上远征所带来的光荣是巨大的，但朝贡贸易的利润很快便消失了，随着明朝军力的下降和纸币的贬值，明朝廷再也无法用强行压价和支付纸币来赚取利润，年明朝能用半贯纸币买到时价5-50贯的香料，能用50贯纸币购买一两黄金，而官方兑换率是贯。但在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无利可图。

最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浙江人口从万降至万，福建人口从万将至万，广东人口从万将至万。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但缺乏刺激只是水师衰落的动因之一。

其次，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明朝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洪武和永乐时代的远征，使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分裂，但当明朝军队衰落时，他们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城，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成为帝国的战略中心，因此它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应用于水师的资源。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最可耻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再次，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都造成了水师的疲惫不堪。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有人去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腐败的危害是明显的，但思想观念的阻碍，确实难以察觉的。

相对来说，北印度洋朝贡圈实际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国除了得到文化优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长颈鹿，珍珠和生姜了。这些港口城市的价值在于他们是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控制它们将控制亚欧国际航路，而中国并非一个致力于海上扩张的商业殖民帝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意义重要得多，明帝国的主要属国大部分都在这里，全部中南半岛和大部分南洋群岛都是中国的属国。马六甲和旧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海外领土。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财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除了贸易之外中国移民还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国通过调节国际纠纷，压抑爪哇，泰国，越南等地区霸国，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华夷宗藩体系，从而在自己的东南方向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对于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置于扩大通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海洋。”像郑和这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毕竟很少，明朝不但自身从东南亚撤退，并严厉镇压东南亚华商集团，破坏了宋元以来的华商网络。

但华商转而采取走私贸易甚至海盗贸易，最终迫使朝廷放弃海禁。同时在人口和赋税压力下，东南沿海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华侨在东南亚有自治地位，并拥有武装，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实力。“从仁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一部分，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为中国附庸。南洋之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使明朝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

郑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由于明朝水师的撤退，中国丧失了东南亚的控制权，中国舰队撤走后，越南、泰国等地区强国又以强凌弱，东南亚再次陷入了混乱局面，“及郑和之战舰有南洋撤回，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恢复其往昔互哄之状态”。中国只剩下宗主的虚名，丧失了海上威慑力量，使它无力制止各藩属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宗藩关系日益空心化，最终成为礼仪性的。安南便曾不顾明帝国的警告，吞并了同属明藩属的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