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角索马里人的迁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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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直到19世纪末，“非洲之角”的历史主要是索马里人从北向南扩张、沿海穆斯林商业中心兴衰的历史。最近10个世纪以来，含族人语系的索马里人从亚丁湾沿岸向肯尼亚北部平原的逐渐扩张，是东北非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这并不是向渺无人烟的地区进行的一次迁移。在这种迁移中，含族人语系的索马里人赶走了相当多的其他居民。

索马里早期的种族人口分布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称班图人为僧祗人，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地区，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这个在含族人到来前生活在此地的人群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显然在人数上要比沿河的耕作者要少得多。他们从事打猎与渔业，过着游牧生活。在政治、经济意义上说,他们似乎已经分散地依附于定居下来的班图族人，还有一些小的集团至今仍在南部从事狩猎,受到更为强大的班图部落的保护。

10世纪左右，这两部分人(不一定都是当地的土著人)似乎还没有扩张到谢贝利河以北地区，但与奥罗莫部落有着联系，而奥罗莫部落此时已经受到“非洲之角”东北端索马里人扩张的压力。

含族人的大举南下迫使绝大多数僧祗人迁徙，最终形成今天“非洲之角”的民族分布,并间接地影响到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分布。这些新来的移民带来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一种凝聚力量，在16世纪征服阿比西尼亚的时候，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至今还是索马里人与今天埃塞俄比亚很多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同时，这些阿拉伯定居者即使不是直接那也是间接地推动，或促进了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的扩张。

阿拉伯势力在北索马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心是泽拉与柏培拉这两个古老的港口。古老的迈特港口位于埃里加博的东海岸，是索马里人早期扩张的主要中心之一，人们对它的大部分历史同样也不清楚。

目前人们对整个北部地区的所有港口，了解最多的就是泽拉。从政治上说，它是阿拉伯人在北索马里地区最为重要的定居点。其经济相当长时期的繁荣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泽拉是阿比西尼亚内陆与阿拉伯、东方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索马里的产品，主要包括皮革、贵重的树胶、酥油与鸵鸟毛，以及阿比西尼亚高原的奴隶与象牙，经过泽拉向外输出；布匹、椰枣、铁、武器与陶瓷器皿经泽拉输入进来。政治上，泽拉原本是穆斯林阿达尔酋长国的中心，该酋长国是绍阿高原东部的伊法特国的一部分。

北部沿海中心正在发展的时候，阿拉伯定居者也在南部开发，或是发展了类似的一系列港口。到10世纪，南部、北部沿海地区都建立了一连串的商业中心，这主要是阿拉伯人拓展事业的结果。这些港口成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贸易的据点，它们在其后多个世纪中得到巩固与加强，后来成为穆斯林在东北非进行扩张的基础。

索马里第一次扩张浪潮

在10世纪，当索马里沿海地区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索马里南部部分地区依然被僧祗人占领着，而中部、北部的土地先后被不同的奧罗莫氏族与索马里人所占领。即由于阿拉伯移民的持续迁移，或许还由于一系列严重旱灾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促使索马里人大迁移以寻求新牧场。早期伊斯兰教的那种救世与战斗热情无疑也进一步地促进了这些迁移。

这次迁移是渐进式的，也没有互相间配合，索马里人的迁移路线主要有两条：从北方沿着谢贝利河及其支流河谷南下；沿着印度洋沿海地区的水源前进。索马里人作为一个整体一批又一批地经过这些重要的水路向前移动。

随着达鲁德与伊萨克部落的人口增长与领地扩张，迪尔部落便退出了索马里的东北地区，向西部与南部进发。在西部，强大的伊塞与盖达布尔西氏族把其先祖坟墓留在数百英里后的埃里加博，经过很多挫折后，推进到今天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州与吉布提共和国。

大概到17世纪末，索马里北部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已经与现在差不多，虽然人口仍然不断地逐渐从北向南迁移。

在索马里人北方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奥罗莫人逐渐向西、向南推进，最终进入埃塞俄比亚。然后，在16世纪以前,他们还没有向那里大举入侵。盖拉人在经过激烈抵抗后撤出，班图族的僧祗人也被赶到更远的南部。同时，索马里人维持着推进压力，在其扩张的早期阶段，有些部落联合了大量的盖拉人而得以成功地实现迁移。

在13世纪，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索马里哈维耶部落占领伊塔拉与马尔卡之间的沿海地区；迪尔部落占领往南靠近内地的地区；奥罗莫人依然主宰着西部地区。在整个地区，当地传说提及最多的是阿朱兰人,这个部落与达鲁德、伊萨克部落一样，其先祖是一个阿拉伯贵族元老，但该部落的母系与哈维耶人有着血统关联。阿朱兰人在世袭王朝的领导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肥沃的谢贝利河下游地区的主人,并与摩加迪沙港口建立了商业联系，甚至有些阿朱兰人还定居在那里。因此，阿朱兰苏丹国的命运似乎与摩加迪沙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阿朱兰人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摩加迪沙是由穆扎法尔王朝统治的，这个王朝如果不是真正属于阿朱兰血统，也与阿朱兰人有着血统联系。后来，这两个中心大约在同时衰落。

针对阿比西尼亚的圣战

在继续探讨这些索马里人的迁移之前，我们必须简短地提及一下发生在更深远一点的内地的长期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阿比西尼亚王国与松散的伊斯兰教国家集团之间，后者包括位于信奉基督教的阿姆哈拉高原东南方的伊法特、达瓦洛、巴勒与哈迪亚。

到13世纪，伊斯兰国家伊法特(包括阿达尔与泽拉港)是由瓦拉什马王朝统治，该王朝宣称有阿拉伯血统。14世纪早期,伊法特的苏丹哈克丁把其先辈的零散袭击发展为全面的侵略战争，且把战争说成是针对阿比尼西亚“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然后，在年，穆斯林被击溃了，伊法特的统治者萨德丁遭到追击，最终在泽拉沿海的一个岛上，也就是在其最后一个据点被杀死了。但过了几年后，他们又返回了索马里。

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平静之后，阿达勒恢复了元气，足以发动一场对基督徒的战争,穆斯林最终发现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加齐就是他们所要找的魅力型首领。穆斯林与基督徒都称艾哈迈德格兰为“左撇子”，其出身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在他的领导下,穆斯林取得了显赫的战果。索马里军队在这位伊玛目的胜利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米朱提因的达鲁德部落建立了一个苏丹国，它逐渐控制了索马里东北部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因此，其后来的历史总体上属于沿海地区的历史。这些索马里游牧部落在战争中卓有成效的参与，表现出了伊玛目在宗教与世俗方面均有伟大的领导力。

正如人们可以轻易预料到的那样，这种异常爆发的穆斯林雄心壮志并没有持续多久。作战双方都寻求外部援助，阿比西尼亚人寻求当时在红海权势较高的葡萄牙人，而穆斯林则向土耳其人求援。后来，伊玛目在取得几次胜利后不明智地解散了土耳其部队。年，他在塔纳湖附近被当时的阿比西尼亚皇帝盖拉德乌斯打败，伊玛目被杀死了。盖拉德乌斯的胜利成为阿比西尼亚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种情况下，阿达勒王国很快就衰落了。年，阿达勒的首都从哈勒尔迁移到酷热的达纳基尔沙漠中的奥萨绿洲,希望能避免再次受到阿比西尼亚的攻击。然而，在这里，它常常受到当时横扫阿比西尼亚的盖拉入侵者的骚扰，并被当地从事游牧的达纳基尔(阿法尔)人推翻，其古老的王朝在17世纪末最终灭亡。阿达勒的疆界就这样经历了一段变动不居的历史。

对阿比西尼亚进行圣战的后果

艾哈迈德格兰领导的这次圣战至少对阿比西尼亚与东非之角的历史产生了两大影响：

第一，艾哈迈德求援于土耳其人，导致土耳其人在年占领了马萨瓦与今天厄立特里亚境内的阿尔基基奥。

第二，更为直接的影响是，艾哈迈德的斗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为盖拉人在他死后从西南部发动大规模入侵奠定了基础。大批奥罗莫征服者一直推进到阿比西尼亚的北部，在那里,这些征服者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梦魇。

因此,索马里人被迫不断威逼其南部近邻，即盖拉人。这又促使盖拉人不断，甚至加强了他们对阿比西尼亚的大规模入侵。

这一时期，一些达鲁德与迪尔人集团似乎已经在哈勒尔-吉吉加地区安顿下来。而在南部，由于盖拉人撤出一条战线去进攻另一条战线，北部的索马里移民日益聚集了起来。新来的哈维耶移民打通了迈向谢贝利河的道路，开始挑战阿朱兰人的权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摩加迪沙城也遭到了围攻，古老的穆扎法尔王朝被推翻。

博兰族盖拉人与瓦尔代族盖拉人后来也来到了这里，这两部分的盖拉人建立了地方性统治，直到19世纪索马里大批移民涌入时，才最终被推翻。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拉汉文人继续施加压力。大约在17世纪末,他们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将残留下来的盖拉人从布尔哈卡巴据点赶了出去。这些盖拉人向西撤退，最终渡过了朱巴河，来到了朱巴河的右岸。

最后，从北索马里的东部、中部地区被赶走的迪尔部落，此时必定已经几乎全部到达了南部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比马尔族。比马尔族遭遇到了迪吉尔部落进攻，经过战斗打败了迪吉尔人，最后在马尔卡附近也就是他们现如今居住的地方定居了下来。因此，到18世纪，南至朱巴河的南索马里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现如今的种族混合形态了。

但是，索马里人的主要部分并没有长期滞留在朱巴地区。来自北部与欧加登的达鲁德人继续向南推进，但经常遭遇到原有居民的激烈抵抗。最终，这些新来的北方入侵者到达了谢贝利河，在19世纪早期开始向该地区的迪吉尔人大力进逼。但是，他们的进攻遭到了拉汉文人的抵制。从年开始，以谢贝利河为基地的格莱迪族一直是拉汉文部落的坚强领导。拉汉文部落的抵抗迫使新来的达鲁德移民向朱巴河地区转移，从而与朱巴河右岸的盖拉人发生接触。虽然盖拉人在索马里境内丢失了大部分领地,但是他们顽强地坚守剩下来的领地，并从他们的中心阿弗马杜越过朱巴河不时袭击当时属于索马里人的地区。他们在该地区的势力还远没有被打垮,他们的袭击队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着索马里人年在朱巴河中游地区建立的宗教中心巴尔德拉。新来的达鲁德入侵者遇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邻居。在那个时候,更为有利的权宜之计是让步而非挑衅。因此，在获得盖拉人的保护后,一批批的达鲁德人越过朱巴河成为他们收容的外来者与同盟者。朱巴河那一边的盖拉人似乎很欢迎这种新来的支持，他们在与西部强悍的阿卡姆巴人、马萨伊人关系中也借助了这种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鲁德人也在继续迁移，更多的达鲁德人进入到该地区，寻求与盖拉人结成同盟，并渡河过去与先来到此地的达鲁德人合并在一起。这样，在盖拉人的保护下，达鲁德移民逐渐增加了。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南方盖拉人都被清除了出去，只在瓦吉尔与布纳还保留有据点。这时还有一个新情况，即埃塞俄比亚人拼命袭击欧加登地区，并沿着朱巴河向下游地区进攻。这一新情况，加上更多索马里新移民的涌入(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乘独桅商船沿海岸南下)，继续保持甚至增加了索马里人的压力。事实上，到年，一批批的达鲁德移民带着他们的家畜，估计有5万头之多，一直向南方迁移到达了塔纳河。

年,英国人在东非保护领地北部这个动荡地区设立了行政点与军事据点，但是形势依然不稳。达鲁德人还在继续迁移，他们这时力图完全控制西从布纳、经瓦吉尔直到东南部塔纳河这一整块地区。有些瓦博尼族猎人在迁移浪潮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其中很多都成为达鲁德人的奴隶,而留下来的瓦尔代族盖拉人则不得不渡过塔纳河，以免被索马里人消灭。然而，也有很多人选择臣属于达鲁德人，愿做达鲁德人的保护民。因此,奥罗莫人早期在阿朱兰的主人地位就彻底颠倒了过来。在西部，一度强势的阿朱兰人于17世纪遭到失败后，灰溜溜地被赶到了南部。此时，他们就没有那么团结了，很快就被其他索马里人渗透了进来。南部的博兰族盖拉人这时正被达鲁德人持续不断的压力赶到了西北部。

到年，达鲁德人与渡过塔纳河的瓦尔代族盖拉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发展到了要英国当局再次进行干预的程度。结果是，他们双方签订了“索马里-奥尔马(盖拉)协定”，该协定要那些留在左岸的与达鲁德人居住在一起的盖拉人作出最后的选择：要么接受奴隶的地位，要么转移到河的对岸与他们部落的自由民在一起。而决定到塔纳河对岸去的盖拉人必须把他们在依附期间获得的牛群的一半留给其索马里主人。

约12年后，达鲁德人的盖拉属民又爆发了动乱。一则流言开始四处传播：索马里人打算破坏年的协定。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一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多名盖拉属民带着0多头牲畜，为争取自由不惜代价绝望地进行冒险。他们在最干旱的季节向塔纳河迁徙。后果是灾难性的：几乎死了一半人，少数幸存者沮丧地返回塔纳河左岸地区。年,协议到期了。肯尼亚政府默认：除了塔纳河右岸的一部分人之外，长期与索马里人进行斗争的瓦尔代族盖拉人最终已经被同化了。曾一度占领该地区大片土地的奥罗莫人中，只剩下博兰族与盖布纳族。

历时年的一系列大迁徙就此结束。这些迁徙使索马里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较为肥沃的中部、南部地区，最后进入肯尼亚北部那些半沙漠的平原地带。这些迁徙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由于同奥罗莫人有了接触和同化了留下来的盖拉人，再加上早先班图社会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这两个部落从班图人那里学会了耕种，并且暂时采用了盖拉人的年龄等级制度，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军事需求。后来渡过朱巴河的达鲁德入，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采用了盖拉士兵年龄等级制度，但后来与拉汉文人一样也抛弃了这一制度。

在扩张的每个阶段，索马里人采用的策略是按照军事实力来评估政治权力这种传统观念来制定的。

新来的欧洲人对沿海地区的兴趣

阿达勒王国衰落后，泽拉仍旧维持着其商业地位，是内地的古老商路，尤其是它还是从阿比西尼亚高原经过哈勒尔一些商路的主要出口港。16世纪，由于奥罗莫人的入侵，贸易曾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17世纪，泽拉处于穆哈克的沙里夫的统治之下，柏培拉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也是如此。因此，这两个港口在名义上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直到年，理査伯顿爵士在他到哈勒尔进行那次著名的探险途中访问这一沿海地区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哈勒尔与泽拉不同，当时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公国。

因此，在19世纪中叶，索马里海岸已经不再与外界隔绝了。在这里，此时是内陆的游牧部落控制着各港口，而不是各个港口控制着内陆的游牧部落。沿海的传统与内陆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混合起来;政治压力的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了内陆。但是沿海地区与外界的新联系，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新的殖民冲击铺平了道路。这一冲击的压力又主要是从沿海推向内陆地区，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

结语：

多个世纪以来，索马里人并不只是通过内陆迁移而扩大其领土，沿海事态对内陆也不是没有影响。在10世纪，事态发展的进程是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但是，到19世纪中期，内陆对沿海的影响与沿海向内陆的发展趋势趋向于均衡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都有其独立的历史进程，和独特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