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

陆建德：钱锺书的语言功夫对现代汉语有贡献引言《围城》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钱锺书在《围城·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部小说所揭示人性弱点与人类的精神困境，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而在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看来，“《管锥篇》《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时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庚款”学生的讽刺与自嘲

钱锺书跟中国传统文人不大一样。后者一般怎样？我们看大量的古典诗词，不少诗人或者文章家对自己评价都特别高。……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幽默感就会比较少。……但我们看钱锺书的《围城》，处处有反讽和自嘲。年，美国用庚子赔款退还款的一部分创立了清华学堂，随后一批批学生考取庚款留学美国，当时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另外一部分的余款由年中美共同组建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管理支配。这基金会现在还在运转，不过是在中国台湾。钱锺书年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年毕业后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教了两年书，又是跟庚款有关——他考上了英国当时退还中国的庚款，所以钱锺书就是一个庚款学生。在民国时候，履历表上填自己是庚款学生是很荣耀的。庚款学生出去不容易，都要经过考试筛选，可不是自己直接联系一个学校就去读书了。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后来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曹禺。当然，钱锺书怎么评价曹禺，我不大敢说（笑）。如果仔细看看的话，《围城》里有个人物褚慎明原名就叫家宝，背后是不是有一点暗通（曹禺）？我不敢确定。但钱锺书早先写东西不大有顾忌，兴之所至，随手拈来，有时候是要跟人开开玩笑的。清华读书时，钱锺书有一个老师，叫艾·阿·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瑞恰慈和钱锺书同一年到的清华，说到这个老师钱锺书绝对不会在自己任何著作里开他的玩笑。知道一点20世纪欧美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瑞恰慈是“新批评派”的先锋人物。他之前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很年轻就出了几本书，比如《实用批评》《文学批评的原则》，在英语世界影响都很大。瑞恰慈离开清华以后到哈佛，从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哈佛的教授，而且是终身教授，地位非常高。瑞恰慈对中国文学有一点影响在哪里？在他的著作里面对一些阅读现象是持批评态度。比如他有一个概念叫“滥情”，他认为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不能太滥情，不能动不动就被里面一个人物感动地流眼泪，他视这种情况为不佳，分析得非常尖锐。钱锺书学到这一点，一个大学本科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在清华的时候就给国内比较有名的文学刊物写文章，笔墨非常老练，而且评论起人来一丝不苟，甚至不留情面。再有，瑞恰慈来的时候把他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新的理论，还有当时最新的一些创作动态，都教给学生了，所以钱锺书那一辈学生非常幸运。钱先生在大学本科时写的文学评论里，就谈到过T.S.艾略特的《荒原》，而这部诗作年前后才译介成中文的，显然是通过瑞恰慈。这里还要强调一下，钱锺书批判滥情同他的幽默感是有联系的。钱锺书跟中国传统文人不大一样。后者一般怎样？我们看大量的古典诗词，不少诗人或者文章家对自己评价都特别高，不管是李白还是杜甫，或者才能远不及他们的人都养成一种习惯，好像是在一道明亮的光下来看自己——自我歌唱或者自我美化的成分特别多，从楚辞就开始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幽默感就会比较少。有幽默感的人去看这个世界，虽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的毛病，但你不一定愤怒地谴责它，你会学得比较宽容，同时具备一点自我嘲讽的能力。中国传统文人大都缺少自我嘲讽的能力，这跟他们中一部分人缺少幽默感有关系。但我们看钱锺书的《围城》，处处有反讽和自嘲。在钱锺书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人物。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锺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方鸿渐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有缺陷的人，但他并不会因为有缺陷而不那么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这在钱锺书写《围城》时把握得特别好。中国传统文化里好人、坏人间有着僵硬的分野，导致人们阅读的时候先要分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复杂的。在当时钱锺书这个年龄段，像他这般如此谙熟古文写作的人不是没有，但他的外文也特别好，两者兼备像他这么突出的就没有几个了。钱锺书一方面从古文中汲取营养，同时又从外文中借鉴了一些修辞手法。这使得他的文字资源异常丰富，写作的武库里修辞武器特别多。同时钱锺书又对自己很警觉，他不大喜欢回忆。曾说有的人写回忆文章或者自传时，想象力就变得特别丰富，而真的让他写作的时候，想象力则十分平庸。他知道有人是借着回忆个人身世来自我标榜，所以就说如果叫他写回忆文章，是绝对不做的。他曾说一旦要写回忆文章，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鬼跳出来跟我作对。这个小鬼是什么？就是希望自己为自己美言几句。他说人有时候禁不住要受这种诱惑，“我要来写回忆录的话,这个小鬼肯定要捉弄我。”

“记钱锺书与《围城》”

小说真正有了全社会的影响力是年《围城》这部电视剧的推出。……同名电视剧我是看了的，在我看它远不及小说内容丰富。因为钱锺书先生是喜欢讽刺挖苦的，他的讽刺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一一不留神，没有在意，他那有趣的目的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所以读《围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读。在抗战时期，钱锺书的经历挺坎坷的。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拿到了一个学位B.Litt（BachelorofLetter，副博士），在牛津大学拿这个学位的人一定是特别优秀的，它不是博士学位，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往往是庸才，而拿B.Litt的人则特别有自信。钱先生两年时间拿到学位，之后和杨绛在巴黎游学一年回到中国。那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他们一开始想去西南联大，但后来回到上海发现再去昆明十分困难。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书。钱锺书写文章有一股傲气，但在家里其实还是很听话的，父亲让他也来这里教书，他不得不去。钱锺书在蓝田教书这一时期对他日后创作帮助很大，他去的这一路耳闻目睹，看到很多内地学校中的老师，这些世态人情慢慢就跟后来《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有很多联系。我们不好说三闾大学的谁就是谁，一一对号入座，这不仅不礼貌，也有失风趣。杨绛先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写过一本《记钱锺书与围城》，在这本书里给了大家一些提示，有一些提示她不能说得太详细，只能读者自己体会。但通过她的提示，我们会看得出来钱锺书把他生活里从小长大，包括小时候一些亲戚，很多见闻和阅历都写进了《围城》里面。当时杨绛先生曾送过我一本，还题了字，现在翻开来看心里还是暖暖的。杨先生一直活到岁，曾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她曾供职单位的一员，每年都会去看望她，向她请教一些问题，从中受益良多。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锺书是在年，他们夫妇都生活在上海期间开始创作《围城》的，年完成。郑振铎先生同钱锺书夫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交往颇多。我们现在要对抗战时期上海的文化生活有一种丰富的想象，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文化生活特别单调、乏味，不尽然。那个时期上海的出版业极其发达，中国传统的版画集，非常精美而且是套色的，就是由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当时郑振铎在上海主编《文艺复兴》杂志，一本文学期刊。《文艺复兴》自年起开始连载《围城》，连载完以后，再作为单行本出版。所以《围城》在解放之前已经有一个全本。钱锺书当年在《围城》前言里有一个短短的重印前记，非常短，两页多一点。他说曾经想写一部作品，《围城》之后的《百合心》，但这个稿子后来丢掉了。《百合心》的稿件具体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的时期，蒋介石的政权摇摇欲坠，新的政权也在怀胎十月过程中，这本书里会不会有一些话题比较敏感？我不知道。但钱锺书先生说年夏天从上海到北京来，回到了清华大学，这个稿子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看《百合心》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南方人很喜欢吃百合，带点苦艾艾的味道。百合一瓣一瓣剥开来后，里面是空心的。这一点让我想到在西洋戏剧里易卜生的《培尔·金特》，里面剥洋葱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不断被剥落的洋葱皮正是培尔·金特在一生中所扮演的一层又一层的身份……人的内在是不是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内核，还是像百合、洋葱一样是中空的，没有芯。我觉得钱先生有可能在探索这方面的话题。在抗战期间钱锺书和杨绛没有理想的工作，他们是有民族自尊心的，所以宁可艰苦度日，同时两个人都从事创作。杨绛在年代末，用先生自己话说，她的戏剧在上海演出以后影响比较大，实际上她可能要比钱锺书还要更有名一些。钱锺书《围城》出版以后，是在解放前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长时间里，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会提到这本书。这本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再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有很多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