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观察家何演17世纪前中国和葡萄牙

17世纪前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斯里兰卡的地理考释

何演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

在15世纪以前，中国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以“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为代表，郑和七下西洋中五次访问斯里兰卡；而新航路开辟后，斯里兰卡也成为西方文化的聚焦地。先后接受汉文明和欧洲文明洗礼的斯里兰卡，在15世纪至17世纪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传播路线的地理中心。本文对中国和葡萄牙所存史料中关于斯里兰卡的地理描绘进行研究，发现15世纪前后是中国与西方地理认知差异的分水岭，斯里兰卡在衔接东西方文明上具有重要作用，从而揭示中西文化在斯里兰卡碰撞的历史内涵，展示其在中外交通史和东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丰富历史价值和意义。

原载《国际汉学》年第2期

斯里兰卡位于北印度洋一角和印度次大陆南隅，其虽地理面积不大，但因极佳的区位条件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和葡萄牙新航路开辟的共同焦点。同时，伴随着交通而来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也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该岛上留下了印迹并持续发展。15世纪到17世纪，东方与西方都对斯里兰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航海探险家们从行动中记录了相关史实，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中外交通发展和东西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本文主要用中国和葡萄牙的史料来探讨中外交通进程中关于斯里兰卡的地理描绘比较，以拓展中国与西方在海外交通发展和文化传播历程的理解。本文的创新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收集并整理了中国和葡萄牙在海外交通史上有共同交集的斯里兰卡的地理图绘，补充了国内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上相对稀缺的史料——16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对斯里兰卡的航海图志与城市描绘，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和资料来源

自15世纪始，中葡航路和东西方文化在斯里兰卡交替产生影响，先有中国的郑和西行，后有葡萄牙的达伽马东探。学界普遍认为，15世纪是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向外扩张的时期，这一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宣示着欧洲向世界扩张的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远涉东方，为东西方文化相遇、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以及后来中葡在满剌加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埋下了历史伏笔。据此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斯里兰卡作为东西方在航海地理上相遇的焦点，其如何被东方和西方认知？这种认知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其对东西交通和文化传播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因此，研究中葡关于斯里兰卡的历史地理描绘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世界文明互动的理解。

本文主要根据已有的中外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其中包括大部分中文古籍记载、现当代学者的新视角以及部分外文文献等。在既有文献中关于斯里兰卡的地理描绘多有出处，并主要分为文本描述与地图描绘两种形式，其中文字描述较为多见，而地图描绘的史籍较为稀缺，因此整合两种形式的史料是本文的关键。此外，本文的葡语重要文献提供者若泽·佩雷拉（JoséManuelMalh?oPereira），是一位来自葡萄牙海军学院的高级军官和研究员，他为本文提供了来自欧洲的丰富史料。佩雷拉长期从事航海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葡萄牙航海史，其多篇著作与中国的航海有关，如《15世纪的中国航海：现实与虚幻》、《郑和的影响》等[1]。同时，他还对葡萄牙航海发现时期航路上的其它地域进行研究，作品有《好望角与海下遗迹》、《通向印度之路》、《近海航行历史研究》和《在印度海岸的达伽马》等。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佩雷拉先生对葡萄牙在15—17世纪进行航海探索与发现的历史的深入理解，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在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研究上的造诣。本文所使用的史料虽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已经过多方验证，可以为本文提供有效的利用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斯里兰卡研究上的缺憾。

二、斯里兰卡文本描绘的中国视阈

15世纪是东西方在斯里兰卡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人踏足印度和斯里兰卡前，中国就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斯里兰卡产生联系。回顾中国古代对斯里兰卡认知的过程，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提供一个基础视角。

在中国史籍文献中，有关描述斯里兰卡的最早地理记录，学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争论，其中《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是争论的焦点。“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从原文来看，“黄支国”是主要的描写对象，对于“已程不国”则是一笔带过，从而使这个地名减少了足以考证的空间。不过，史学家们对此描述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支国”即印度“建志”[3]，由日本的藤田丰八首次提出考定，法国学者费朗，中国学者冯承钧、韩振华和张星烺等也多作考证，目前学界仍以此种观点为主流。第二种观点认为“黄支国”即斯里兰卡，这种观点独树一帜，它从原文“其州广大”中对“州”的字义理解，对“黄支”盛产宝石等特产和地名对音的解释出发，将“黄支”考为今天的斯里兰卡岛[4]。第三种观点认为“已程不国”是斯里兰卡，持该观点的学者多数由第一种观点延伸而来，因为“由南印度转到锡兰，是合理的设想”[5]。翦伯赞从古时东方海洋贸易中航行时间与地理距离推断“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当即当时之狮子国，今日之锡兰岛”[6]；苏继庼则结合盛产宝石的特点和王莽译使从“黄支国”赴“已程不国”寻宝的任务与动机，推断“此已程不国皆势非锡兰莫属”，还从梵语和巴利语的对音与词源上进行了考证[7]；而韩振华在前面二人的基础上，对“已程不国”的对音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已程不即锡兰岛，其名乃巴利语Sihadipa（师子洲）之对音，此说殆可成立”[8]。以上三种观点皆有合理可取之处，笔者认为，《汉书·地理志》对“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描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在西汉时期通过海洋贸易对南亚沿海进行了接触性的探索，那么文本中关于斯里兰卡描述的相关性颇高。也有学者认为，若《汉书》中关于斯里兰卡的考证为实，则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斯里兰卡几乎与张骞通西域的年代相同，以说明海路交易的频繁和历史往来早已有之[9]。

《汉书》之后，东晋高僧法显所著的《佛国记》对斯里兰卡的文本描绘更为详细。《佛国记》中记载了从印度到斯里兰卡海上航行的季风条件，对斯里兰卡的地理概貌特征进行了描写，“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此处涉及的具体度量，应是中国历史上对斯里兰卡最早的具体地理认知文本；还对斯里兰卡的物产与宗教文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如对盛产珠宝的描写“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对中北部佛教古城阿努拉德普勒的大寺和无畏山寺的描写，以及对康提佛牙寺的描述[10]，从整体上展现了斯里兰卡的地理人文风貌。

在唐宋时期的史料中，关于斯里兰卡描绘的文本逐渐增多，以《大唐西域记》和《诸蕃志》最为盛名，其余文献包括正史中的各国部分和各朝会要中的部分章节也有海外记述的内容。《大唐西域记》记载斯里兰卡为“僧伽罗”，据史书考，玄奘虽未亲临此地，但由于斯里兰卡佛教盛行而对其进行了详细记述[11]。此外，部分史书如《新唐书》中载有“师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稜伽山，多奇宝，以宝置洲上”的记述，《册府元龟》和《通典》也进行了类似的表述，但大多是在地理描写的基础上对各朝通商贸易和使节往来的记载。而南宋时期赵汝适的《诸蕃志》则是专门记载海外交通贸易的志书，它基本可以反映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盛况。《诸蕃志》在异域地理描绘中占有重要地位，虽就斯里兰卡描述的篇幅而言较其它国少一些，但其详细记叙的地形环境弥补了前人的不足。志中记述了航路的情况、山形地貌和物产，“有山名细轮叠，顶有巨人迹……其山林木低昂，周环朝拱”[12]。此处的“细轮叠”是今斯里兰卡亚当峰（亦称圣足山），描写了其山林及周边的地形环境。不过，《诸蕃志》仍然存在一些欠缺，它并非依靠一手资料而是多得市舶之口传，这也给后人留下发展的空间。

《诸蕃志》“蓝无里国”词条中关于“细兰国”的记载

图片来源：瀚文民国书库

到了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诸国著作的专业性与丰富性进一步增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成为了传世之作而影响深远。《岛夷志略》不同于以往的志书，其最大特点是作者汪大渊前后两次下东西洋，乘船亲历二百余国写就，可以说，它是在中外交通和地理描绘上的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岛夷志略》中分别用三个词条对斯里兰卡进行描写。一是以“僧伽剌”描写全岛情况及著名景观，“叠山环翠，洋海横丝。其山之腰，有佛殿岿然……海滨有石如莲台”[13]。二是特写“大佛山”，“大佛山界于迓里、高郎步之间”，指出了亚当峰的位置，并将“迓里”一名首次见于中国文献中。据考释，“迓里”即今天斯里兰卡南部最大城市加勒（Galle）的僧伽罗语对音，在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来后，它也成为全岛最重要港口[14]。三是特写“高郎步”位于“大佛山之下”的贸易盛况[15]，“高郎步”是今科伦坡，这一地名也是最早出现于该典籍中并为后人所多沿用。

随着明代郑和下西洋创举的推进，中国著录外蕃的志书史籍卷帙浩繁。当前国内外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已经十分详尽，在此不赘述。本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