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30年代非洲农业经济转型的多

引言

在本文所涉及的地理区域和时期，总体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不均衡的。

南非是一个极端，它在20世纪30年代便跨入了工业化的较高级阶段。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依然很重要的第二产业有关部门也开始在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出现，这两个地区得以主导周边市场；第二产业在比刚果也有发展，但在那里更多的是自给自足。

小农殖民地类似，只生产用于出口和内部消费的初级产品。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关键点不在于地理位置－与西非类似的国家在这方面不同，这一地区的贫困贸易伙伴并不都是内陆国家和／或可耕地匮乏；多样性也不是因为主要矿业部门的分布，因为这无法解释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的情况，在南罗得西亚和比属刚果的例子中可适用度也较弱。

决定一个地区是否能成为区域发展中心的最重要因素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本主义农业部门的存在与否。将这些地区的农业与讨论的热带殖民地农业区分开的最明显特点是欧洲农民和非洲农民对土地的争夺。这种竞争使得许多非洲人成了无产者，但它也与从一小部分成功的非洲地主中诞生的更为集中的企业活动有关（生态因素也是一部分原因）。

在本文涉及的时期中，只有欧洲裔农村资本家才能够通过他们与宗主国、当地政府以及贸易和采矿业中其他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来影响工业化进程。然而，我们在第九章将会看到，这种模式的本地欧洲资本主义与非洲黑人统治下的后殖民时期发展也有关联。

欧洲土地所有制的传播矿产开发之前白人农民在开普殖民地的定居依赖于非洲这一地区独有的三种因素：服务于联结欧洲和亚洲的贸易路线的战略必要性、使欧洲式农业成为可能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不是为了满足外部市场需求而运作的非洲当地经济。当殖民边界从开普向北推进时，这些战略、亚热带生态和本地贸易的弱联系性等因素继续影响着新的发展模式，但其影响的形式是复杂且模棱两可的，它也没有复制温带地区白人定居者的殖民模式或是前文讨论过的以小农为基础的热带非洲依附性出口经济体。

南部和中部非洲的战略考量并不直接与农业相关，但为了理解对农村资源的分配有主要影响的国家结构，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简要的回顾。这里的关键角色包括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统治者以及英国人。迁徙布尔人从开普向外的迁徙不只限于现在的南非共和国国境以内。19世纪60年代时，阿非利卡商人和采矿者便已经进入后来成为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地区。

英国政客害怕这样的扩张会损害他们在南部非洲努力维持的霸权地位以及在通往亚洲的航路上的关键位置。南罗得西亚建立的动机有一部分就是为了控制阿非利卡人，尽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者成了北罗得西亚（赞比亚）欧洲裔农业和采矿业社区的重要力量。葡萄牙在其建立了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沿海地区联结内陆的贸易联系之后，一开始声称它拥有整个中南非洲的领导权。

由于宗主国葡萄牙未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跟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脚步，对这些殖民地的控制在当地造成了不同类型的后果。很快，到了19世纪末，其他欧洲势力便向葡萄牙在这一地的利益发起了挑战，由此发生一系列复杂外交活动之后，刚果（扎伊尔）逐渐被比利时占据，英国也将它的触角伸向了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

在葡萄牙仍然占有的大量领土上，经济政策由宗主国根据重商主义者的需要而直接制定，不受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批评对政权威胁的影响。英国在这一区域的地位最为复杂。年以后，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南非的控制；年之后英国只对内部自治的南罗得西亚移民政权保留了微弱的特许保留权

不管英国在这些领地中的直接利益是什么，保护通过好望角和埃及前往亚洲的海上航路都是重要的考量，这也对英国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在从南非向北扩张中使用的工具是特许公司。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是英帝国东非公司，中南非洲的则是塞西尔·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英帝国东非公司很快便崩塌了，尽管它的从肯尼亚的印度洋沿海到乌干达的尼罗河上游源头的铁路在肯尼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英国南非公司作为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统治力量一直延续到了年，它甚至能够建设铁路将这些地区与南非、比利时殖民地的加丹加铜矿联系起来，以及穿越莫桑比克直达印度洋。英国南非公司可以完成这项壮举是因为它得到了南非矿业资本的支持，但它从来没有成功地将罗得西亚自己的采矿业发展起来，并使自己的投资得到回报。

相反，为了降低成本，英国南非公司被迫将小型矿山特许权和大片农业区域分配给了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只把北罗得西亚当成铁路线两端矿区的食品和劳动力的供应区域。即便是当北罗得西亚成为直辖殖民地，并且自己管辖庞大的铜矿开采部门的时候，这一遗留问题仍然难以克服。

因此，欧洲向南部和中部非洲渗透的战略措施保证了殖民地国家和欧洲裔农业生产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也与主导西非殖民地经济外向部门的贸易公司紧密相关。这种倾向由于生态禀赋与这一区域人口和贸易的历史而得到了加强且变得更为复杂，继而鼓励了欧洲人进入农业，也激起了非洲人的竞争。虽然南部和中部非洲确实包含了一些热带森林区以及干旱的热带草原乃至沙漠地区，但其主要的生产区域与西非的典型农业区域有很大不同。

这些生产区域是相对来说水源丰沛的草地和疏林，适宜谷物农业和家畜饲养，也是大多数当地班图语族群粮食生产体系的主要基础。这片区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欧洲式农业；许多地方覆盖着沙质土壤，降雨稀少，只有少部分家畜以及西非品种的谷物－高粱和小米－才能够生长；这里的商业化种植只能局限于棉花、花生以及在一些地方种植的烟草。

然而，见于南非部分地区、罗得西亚、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的黏土可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式：商业化玉米种植以及集约化的牛肉和奶制品畜牧业。此外，牛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用于犁地以及向市场运输产品。当欧洲定居者把这些新的耕作方式带到这片区域时（玉米早已存在，但长期以来只是作为次要作物，也没有后来逐步得到应用的杂交种子），非洲人没有理由不采用，而实际上他们确实逐渐接受了。

但欧洲人一开始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开展高效农业；事实上，遭遇到开普的科伊科伊人和更北方的祖鲁人的姆菲卡尼运动后，欧洲人仍然重复了这一观点。这种认知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欧洲农业在一开始便如此根深蒂固，以及后来与非洲人的竞争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坚持认为非洲人在农业上难有作为的主张与经济评估无关，完全只是种族歧视和政治斗争两者结合后的一种副产品。

讽刺的是，偏见最强的阿非利卡人自己一开始进行的大规模混合耕作方式与他们在开普前沿遇到的班图语族所采用的基本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后来阿非利卡人向集约化玉米种植的转型也给非洲土地侵占者提供了建立自主企业的大量机会。尽管如此，正是白人农民获得优待的要求为他们主导的领地设定了发展方向，这与热带殖民地中着重非洲小农生产的模式差异很大。

事实是，非洲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传教士的影响和直接努力，他们也是两种殖民经济形式之间唯一的具有同样家长式作风特点的联系。且不说这些领地的创造者对他们遇到的非洲人可能有的一些同情，他们找到了一些证据可以证明本土人口缺少的只是确立商业性农业所必需的人口密度。我们也要记住，即便是阿非利卡人大迁徙的领导者们，也是受到了姆菲卡尼运动战争后人口减少的激发，才决定定居纳塔尔和内陆高地草原的。

世纪之交时肯尼亚乌干达铁路沿线的土地看上去荒无人烟，这是因为这片土地由基库尤种植者和稀疏的马赛族放牧者共享，他们最近都因为牛瘟、天花和传染性疟疾失去了很多牲畜和人口。类似地，铁路在赞比亚经过的地区也是人烟稀少，虽然将这里的耕地送给欧洲人（正如罗得西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政策一样）的一个附带动机是迫使非洲人去周边的矿场参加雇佣劳动。

结语

最后，19世纪通过贸易路线与印度洋联系起来的南部和中部非洲的部分地区主要出产奴隶和象牙，这些商品和西非的植物油一样，不能为殖民地出口型农业提供基础。此外，大多数贸易都掌控在南亚人手中，他们不能像西非的欧洲裔贸易家族一样，游说殖民政府以维持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贸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