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伟大的壮举,还是华丽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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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对于郑和下西洋，今天的学界多有溢美之词，认为其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等等，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然而，自明代以来，对于郑和下西洋就褒贬不一，甚至贬多于褒。比如在明代官方档案中，对于这种“壮举”非但没有大书特书，还疑似销毁了有关资料，给后世研究增添了许多困扰。翻开史书，时人谈起此事，也多持一种鄙薄的态度，比如名臣刘大夏就评价：“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他还认为下西洋就是为了搜罗“奇珍宝玩”，于国计民生无益。

当然，我们可以说古人的眼光有“局限”，有些事情也确实不能单从“钱”的角度去衡量。那么，综合历史与现实，经过种种分析、对比、思考，抛开某些“权威”观点的干扰，我们是否还能对郑和下西洋给出“伟大壮举”的评价呢？

先看郑和下西洋的动机。

一切要从明朝的那场皇室内战说起。

明建文四年（年），历经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夺得皇帝宝座，侄子建文帝下落不明。虽说如愿以偿，朱棣却从此患上两大心病：一是自己“得位不正”，恐被天下士人唾骂；二是建文帝生死不明，且传闻已出逃海外。

为消除这两大心病，朱棣大肆残杀建文旧臣，并篡改史料，以图堵住悠悠众口。同时他又想出一个奇招——派船队出海，一方面宣扬大明“威德”，让沿海那些小国都向大明进贡，造成“万国来朝”的表象，从国际层面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一方面又可以暗访建文帝下落，让自己睡得更安稳。当然，若能带些海外的奇珍异宝回来，那就更完美了。

明成祖朱棣

这个重任，落在了太监郑和的肩上。他是朱棣的亲信，“靖难”的功臣，又有出海的经验，担当此任再合适不过。

既然要宣扬“国威”，就要不惜血本。为打造一支壮观的船队，朱棣“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仅耗费银子即达万两，这还不包括对几万出海官兵的赏赐，而因风浪、海盗、疾病、战争等引起的“军民死者万计”，也并非虚言。

七下西洋（—年），历时如此之长，代价如此之大，收效几何呢？

首先，寻找建文帝，这个肯定没完成。倒是朱棣在国内的密探查访到一些消息。

至于“宣扬国威”之类，似乎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郑和下的“西洋”，并不是今天所指的欧美各国，而是指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途经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今天读这些地名，几乎每个都陌生又拗口，其实就是现在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某些地区。

郑和在这些地方都做了什么？据现存史料看，他进行了访问，宣扬了大明“威德”，采办了大量香料、黄金、宝石等奢侈品，帮助一些王室平定了内乱，敕封了满剌加（马六甲）国王，擒杀过一些对船队图谋不轨的海盗，还向当地佛寺布施过金银……这些活动，确实抬高了明朝在当地的威望，他们纷纷愿意向明朝“输诚纳贡”，以示臣服。

然而，那又如何？这些地区，本来就没有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过威胁，在当时更是典型的“化外之邦”“蕞尔小国”，让他们拜服大明的国威，向大明称臣，他们自然乐意，因为这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哪怕向这个“天朝”进贡一头长颈鹿，也会得到成百上千倍的赏赐。

朱棣与郑和不知道，比起没什么威胁的“西洋”，“东洋”更值得他们去走走看看。

郑和下西洋壁画

除了花费天价买来的“万国来朝”，郑和下西洋是否还有更多的正面意义？这个问题已被现代学者回答过多次，比如“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平理念”之类。然而即便这些意义也往往经不住推敲。

郑和下西洋，没有建立正常的中外贸易关系。明朝初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中外海上贸易基本中断。而郑和下西洋本来是重开海外贸易的良机。但既然下西洋的首要目的并非平等贸易，郑和也就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目前鲜有史料提及郑和的“宝船”上到底装了中原的什么物产，据说主要是明朝皇帝赏赐给西洋各国的礼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装载了一些供出口的货物，这种贸易也是零星的、次要的，而且可以肯定是赔钱的。郑和与西洋的所谓贸易，更像是单向的赏赐和采购，采购的东西又多是供皇家消费的香料和“奇珍宝玩”，于国计民生无益。对于民间正常的海外贸易，明王朝则始终“严禁绝之”。

而在这之后发展的所谓“朝贡贸易”，其实根本就不算贸易，因为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对于“番邦”进贡的物品，明朝要给予高出多倍的回报，以不负“远来之意”。这种畸形的赔本买卖，从明到清做了几百年。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

相比之下，葡萄牙的达.伽玛一次远航就赚了60倍的利润。正是商业利益的刺激，召唤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世界也由此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郑和下西洋，没有为中国开拓真正的海外势力范围。那些西洋小国虽然纷纷向明朝纳贡称臣，甚至接受明朝的册封，但也仅此而已。由于地理等原因，明朝和它们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宗主关系，无法从它们那里得到“纳贡”之外的实际利益，也无力为它们提供真正的保护。比如，等到葡萄牙人占领了满剌加，明王朝也只能发一纸诏书，让暹罗去帮满剌加“复国”，这自然毫无效果。类似事件后来发生了多次，让明王朝大丢脸面。

另一方面，在郑和下西洋前后，这些地区已有大量的华人经商、定居，甚至成为当地的官长。如果因势利导，培植当地的华人势力，这些地方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地。何况郑和的船队是军事化的，拥有众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要实现这种目的绝非难事。

郑和船队

可是郑和没有这么做。首先，这不是皇帝给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对于海外的华人，明王朝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厌恶和仇视。他们认为中原大地无所不有，国泰民安，而这些人还要背井离乡，去“蛮夷之邦”讨生活，简直就是大明的耻辱。这种思想不仅让明王朝对海外的土地不感兴趣，也让海外的华人长期处于尴尬境地：祖国厌弃他们，而他们在当地又被视为外来者，甚至还屡次被后来的西方殖民者迫害、屠杀。

我们今天常说，我们爱好和平，历史上就不喜欢侵略别人。但是，这种基于傲慢与偏见的“和平”理念，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最令人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没有改变中国的海洋观和世界观。

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八十多年，不少中国人对此津津乐道。然而，这种“政治挂帅”、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又劳民伤财的航行，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有民间海商的船队。郑和死后，明朝再没有派人远航，中国重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保守状态，并在“万国来朝”的幻象中陶醉不已。统治者眼中的海外世界，依然都是“蛮夷之邦”；浩瀚的海洋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们不知道，在“西洋”之外，还有一片更大的“西洋”。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是年的事了。

就这样，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此后，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玛绕过好望角，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的时候，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在海外开疆拓土、攫取暴利的时候，中国依然在四书五经的道德迷宫里不能自拔，依然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自得其乐。

中国错过了整整一个时代。

鸦片战争

总是有人会问：如果郑和不死，如果这样的航行再来几次，中国人会否像西方人那样开辟新航线、发展海外贸易，甚至提前近代化？

其实，在郑和去世二十多年后，曾有太监几次向明英宗反映宫中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请求再次派官员下西洋采购，均为明英宗拒绝。可见在当时看来，下西洋仅是为了采购奢侈品，这较当初的“宣扬国威”又退了一层，更别谈什么开展贸易、开辟航路了。

在这种观念之下，纵然再下十次西洋，又有什么意义？

由此说来，郑和下西洋，从动机、过程和结果来看，与西方的航海活动都有天壤之别，也注定只能昙花一现。它由一个“得位不正”又急于证明自己的皇帝发起，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它耗费巨大，历时漫长，让数以万计的军民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过是一众蕞尔小国的“臣服”和“天朝上国”的虚荣。它没有为中国带来一寸海外领地，没带来任何先进技术，也没有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他没有改变中国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格局，甚至没让中国变得更安全——东洋的倭寇和真正的“西洋人”将会证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似乎只是为中国人“爱好和平”增添了一个绝佳的注脚，或是让我们在听西方人谈起哥伦布、迪亚士、麦哲伦时，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们有郑和。”

如此而已。

参考资料：《明史》、《客座赘语》、白寿彝《中国通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