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澎湃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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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力地位已经开始明显拉开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无论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还是从“修昔底德陷阱”论断来说，国际权力结构中主导型大国和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最为复杂和具有冲突性的，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也必然具有体系性变革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担心中国崛起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已经全面转型，转向了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主导的全方位打压和制衡的战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是美国将冷战后曾经以反恐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彻底转向以保持对中国这个“接近同等能力对手”的充分和坚定的战略制衡，保持美国在军事、安全、科技创新、制造业、金融等综合领域内持续的战略优势。由于美国的中国政策已经出现的这种范式变化，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难以避免地进入了“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至少，过去数百年来西方导向的局面会发生改变。

从全球权力结构“东升西降”的战略态势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不断缩小与传统西方国家在尖端科技、贸易和金融等一些关键领域的权力差距，国际体系中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的力量对比，也有望再度出现“权力转移”（powertransition）的历史进程。大国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意味着国际格局将会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变化或许将随之而来。美国内也不乏美国正在经历“霸权衰落”和美国需要对其全球角色进行决定性收缩的争论，也很少有人怀疑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将使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成为影响和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保持美国大国地位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历来是美国朝野坚定不移奉行的基本战略。但自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自己开始破坏其建立的国际秩序”，这是世界稳定和繁荣正在面临的真正挑战。理查德哈斯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型很可能使得未来的世界“缺乏秩序”。

那么，中美的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至少存在着三种变化的可能性：美国继续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开始具有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影响力以及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加没有秩序。从理论与实证的经验来看，哪种更加具有可能性呢？或者，由于“权力转移”并没有真正出现，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来看并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一、大国崛起是国际秩序重塑的驱动力

国际秩序，简单而言，是指规范和调解特定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上国家间利益互动、分配和行为方式的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中国的大国崛起和由此引发的美国的“战略竞争”，正在对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詹妮弗林德和威廉沃尔沃斯认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因素的发酵，必然使得现行国际秩序处于危机。因为随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会更加明确，进而根据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推行相应的战略举措，必然要改变现有秩序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限制，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和自我认定的行为方式来重新塑造利益分配的规则和规范。而这样的政策转变也常常在崛起大国的国内政治中找到合法性和必然性。

尤其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因其“背陆濒海”的地缘特性，而最有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崛起大国。昔日大西洋沿岸的美国、英国、法国，现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印度洋沿岸的印度，几乎都具备海陆两栖地缘空间禀赋。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曾经是或正在成为区域性强国甚至全球性强国，并且对国际秩序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大国崛起之所以会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原因在于：

（一）综合国力的变化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权力界定利益，即一国根据其拥有的权力大小来追求相应的国家利益。不管是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国家，还是综合国力日益衰落的国家，都要根据国力的变化来重新界定本国的利益范围和战略取向。尤其对综合国力增长的国家而言，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容以及目标都在不断提高和增加，同时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并会采取更加坚定甚至咄咄逼人的方式来维护战略利益和国家荣誉。对此，约瑟夫奈指出：“无论如何，随着中国权力的增长，现行国际秩序将不得不改变。”综合国力的显著上升，是崛起大国推动国际秩序重塑的基础条件。

（二）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

在对外决策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往往难以摆脱自身所认定、并愿意承担的“国家角色”的制约与责任。作为衡量一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坐标，当国家角色发生变化时，对外政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凸显国家角色和对外政策具有一致性。当国家把自身定义为参与者和建设者时，国家就会扮演国际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当国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历史情结以及领导人的战略判断选择必须充当挑战者时，国家就会扮演国际秩序激进的变革者的角色。

（三）国家间权力及利益争夺方式和国内政治变量

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从历史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基本特征依然是独立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争取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循环斗争。换言之，由于国际体系呈现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总是稀缺的，谋求影响力与权力地位依然是大国战略博弈的优先选择。一定时期内，国际秩序可以被认为是大国之间战略互动、权力分配以及利益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现有国际体系的“霍布斯文化”的不变性

从宏观角度而言，当自我和他者处于“霍布斯文化”之中，国家间遵循敌人逻辑，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就会使它们成为相互生存的威胁；当自我和他者处于“洛克文化”中，国家间遵循竞争逻辑，国家间的行为方式虽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但竞争会阻碍双方的合作；当自我和他者处于“康德文化”中，国家间遵循朋友逻辑，双方间的互信和合作会长久持续下去。在不同的战略文化中，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的关系表现为多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模式，进而影响到崛起大国在对待国际秩序问题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总之，这就是战略文化影响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逻辑。

关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克里斯托弗莱恩以中美关系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其核心观点是：（1）美国相对衰落与单极格局的结束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2）中国崛起表明单极格局接近尾声；（3）单极格局的结束意味着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终结。13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指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并通过美国的超强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动员力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莱恩的逻辑，是大国的战略竞争和崛起与衰落的相对变化，必定改变国际秩序。

图1克里斯托弗莱恩的逻辑

然而，中国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同样，也并非美国的衰落才会决定性地带来中国的崛起。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证明大国兴衰常常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产物，但大国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如何追求、审视和使用权力的战略选择才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变量。美国学者艾米蔡深刻地指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一度给世界带来稳定与繁荣，并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但世界对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善意”基础上的。21世纪开始，美国并没有衰落，但美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的“善意形象”已经消失。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是否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并不简单取决于竞争性的国家有多强大，而是取决于世界是否认为美国已无法继续承担国际秩序稳定者的角色。奈认为，21世纪恐怕还难以产生一个从硬实力、软实力到国内凝聚力等诸多方面能够全面取代美国的国家。

二、美国单极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就是建立了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经历了冷战的考验，并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的单极霸权而越发稳定和延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深入地分析了这一秩序的运营规则以及与美国的“锚定关系”。他认为，从权力、权威和制度的组合方式而言，国际秩序通常通过制衡（balance）、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