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广西对外交通对广西城镇发展和文化交流

一、促进了主要城市圩镇的发展

秦汉时期广西境内的众多圩镇就已形成，各地之间商业贩运活动为城市都会和河海商埠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城市都会和港埠所在，又都是水陆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之区，因此可以说城市都会和港埠的兴盛，完全是交通便利的结果。三国孙吴甘露元年，桂林成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秦朝开凿灵渠之后，直到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中原产品输入岭南，岭南以及南海诸国的水果、葛布、珠玑、犀角、象齿、毒瑁、翡翠等土特产，同时销往中原地区，由于其交通便利，商旅往来不绝，桂林逐渐成为了中原、南诏、黔州、广州等地物产集散之地，贾人如云，商业日渐繁荣，城外方圆六七十里，各种圩场集市达30多个，五方辐辏，居民密集，蔚为岭南一个繁华的都市。

苍梧位于两广交界处的一侧，为桂江、浔江、西江的汇合点，由于水路四通八达，政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国时期楚国吴起曾驻军苍梧，秦汉时期，南越王赵佗占据苍梧时期，细心经营，城市已初具规模，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重新划分在苍梧置郡，自此，苍梧成为岭南地区的首府，苍梧的农业经济、手工业、商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地商贾辐辏云集之地，城市规模进一步稳定扩大。

合浦在汉代就已经成为了广西沿海航运的重要港口。货物出入多是黄金、丝绸、珍珠、陶瓷、琉璃等。合浦北面是南流江，溯江而上，进入绣江浔江，桂江，跨灵渠，经湘桂走廊流入湘江，转洞庭湖，入长江直达中原，沟通了岭南与长安，中原的商品沿着这条水路，云集合浦港口，而外国商品，也由此远销中原。

唐朝时期广西主要城市圩镇大部分也还是分布于江河之畔，沿海附近的地方。桂江沿线的桂州，仍然是广西在内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唐武德四年又重新恢复了桂州总管府，至此之后，桂州成为了朝廷在广西北部的统治中心。开耀元年，改正了桂州经略使。所以可以看出来桂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唐朝时期的桂州不仅仅是当时广西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其贸易相当活跃，桂州城外圩场集市多达数十个，居民密集，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记载当时的桂州是：“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得繁华都市。

苍梧位于西江沿线，处于扼广西内河水运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外舶蕃货、香料、奇珍异宝等，多数都是从广州沿西江至梧州，过灵渠或是牂牁江转运至中原长安、洛阳等地的，而中原各地的丝绸、陶瓷、漆器等，也是通过水路汇集至梧州再转运至广州出海。可以说，梧州是唐朝广西重要的对外商业城市。

为了有效地控制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隋朝就在今合浦、钦州与河内的周围地区设置了合浦、宁越、交趾三郡，并在钦州沿海新设置了海安一县。唐肃宗至德年间改成宁海，后又改成海安，具体位置应该是在今东兴附近。沈佺期被流放岭南的时候，曾作诗抒怀，可知他是由海安出发前往驩州的，很明显这条航海线路早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位于郁江沿岸的邕州虽然离海位置比较远，没有任何河流汇入北部湾，南边又有四方岭和十万大山的阻隔，与沿海交通并不方便。但是依然是唐朝时期广西的重要城市，因为邕州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陆路方面，西北有牂牁江，沟通南诏、黔州、广西三地的交通；水路方面，通过桂江、柳江进入牂牁江抵达邕州，这样可以省下大段的路程，受益的当然是旅客和商人，所以，唐朝时期的邕州也是个繁荣的城市。

唐高祖武德年间建立了陆州，又新设置了玉山县，高宗总章元年又增设乌雷县。虽然陆州农业条件很差，史书有云“州在穷海，不生菽粟，又无丝绵”，但是拥有重要的军事和交通作用，于沿海地区建立据点，是维持航线安全的必要条件。唐代宗大历年间西原蛮叛乱，整个广西的形势都很危急，朝廷将陆州县，玉山县，乌雷县都合并进安海县，以此为据点维持北部湾航线的安全。

唐朝晚期交州沦陷，朝廷为了对应北部湾的危急形势，有效控制海路航线的安全，除了原来设置在廉州的海门为军事指挥中心外，还在今合浦设置了鹿井砦和三村砦。鹿井砦在今乌雷岭附近，三村砦在今北海市附近。

沿海边境城镇，不是深居海湾、河口，就是处于海路要冲，都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除了政治及军事职能之外，商业职能也非常重要。唐朝时期，广西沿北部湾的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廉州、钦州到安南的沿海出现了很多新兴港口，逐渐形成了一个沿着海湾发展的商业区。交易商品多是一些生活必需品，经济活动相当繁荣。

二、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唐朝时期有不少内地中原人士来到广西，其中一些人长期定居或是落籍当地，配流是中原人士进入广西的一个重要途径。唐朝获罪之人多发配边疆，广西是配流罪人的重要安置之地，有记载而知，很多都是战败之将或是大臣忤上至获罪，还有就是触犯刑律获罪被流放，神龙二年，武三思诬告大臣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谋大逆”，中宗下诏流放他们，“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也有因为贪污、不轨等罪行而被流放，还有少数民族将领忤逆帝意得罪而被流配。这些流人文化素养普遍较高，在流放甚至定居广西的情况之下，对在广西传播内地封建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流人长期定居广西，一些人或其子女还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

唐朝时期迁居广西的还有一些是落籍当地的军士和百姓，这些人的数目通常比流人还多，唐朝末年，内地战乱迭起，中原士人大批浮海交趾等地避难。刘隐父子据有岭南，对于避乱岭南的士人以礼相待，以及出使岭南因乱不能归还的李德裕之孙等人，都受到了刘隐父子的热情接待，并为其“辟置幕府”隋唐五代时期，大批中原人士和普通百姓迁居岭南西部的广西，加强了该地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对广西地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广西是唐朝时期南海诸国朝贡路途中必经的地区之一，通过这条朝贡的路途，中外交通也得到了交流与发展。比如：骠国乐、杂乐、女乐等，就是南海诸国通过朝贡的方式传入中国唐朝，贞元十八年骠国就进贡了“骠国乐”，还有室利佛逝献杂乐人“……又献侏儒、僧袛女各二及歌舞……”，诃陵献过女乐“咸通中，遣使献女乐。”等，唐朝统称为“四方之乐”中的“南蛮乐”，这些乐舞都对唐代的乐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乐舞交流是唐朝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众所周知，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是域外传来的宗教，佛教能在唐朝的中国传承发展下去有其重要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家比较开明的关系，既然是外来宗教，其传播一定是有赖于开放的交通。唐朝时期的广西也是出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所以其宗教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这和人员流动频繁有关系。

隋末唐初的时候广西就已经有佛塔了，最早的佛塔就是桂林的开元寺舍利塔，虽然佛教何时传入广西的并没有具体的记载。据记载，唐代的褚遂良来桂林的时候，曾亲笔抄写《金刚经》，刻碑置于舍利塔前，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还从这可以看出，广西的佛教与北方佛教有某种联系。在此之后，广西建立了许多观佛寺，并留下很多摩崖造像石刻。象鼻山云峰寺和摩崖佛像、叠彩山下木龙石塔、伏波山还珠洞摩崖佛像、西山石窟佛像、龙隐洞摩崖造像等诸多遗迹，都反映出了唐代佛教的兴盛。

唐武宗灭佛之前，广西的佛教中心就在桂林西山，西山东靠隐山，西临桃花江，环境十分幽雅，所以佛教信徒就在此修建了一座西庆林寺，寺周围山崖上所造石窟造像也很多很多，至今仍保留有佛像尊，浮雕石塔一座，灯龛29处。可见其香火之盛。因此桂林西庆林寺被誉为唐代南方五大禅林之一。武宗灭佛之后，广西佛教的中心便转移到了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龙隐洞等地区了，这里保留了大量晚唐的石窟造像。而中唐以后，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入，七星岩也建造了供有小乘宗的无量寿佛像。这说明，广西佛教也受到中原小乘佛教的影响。

不过据现代学者研究，影响唐代广西佛教最大的还是由海路东来的佛教。也就是唐代广西的佛教是由印度洋经南洋到广州传入广西，或者是通过安南传入广西的，然后再由长江流域传入中原，不是完全同属于中原佛教系统，而是自成体系的。这主要是因为唐朝时期往来于印度洋、南海诸国之间的僧侣，是他们把佛教带回中国，四处传播的。广西就成了佛教传入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同时，广西的佛教带有不少明显的海派特征，又带有某种岭南文化特色，这就反映出广西的佛教是受海外诸国、中原地区等多方影响的。

唐朝时期广西凭借其交通便利条件和地理位置的相对优势，而且又有较早的开放发展，所以对南来北往的文化都表现了包容的心态，兼容并收，所以使佛教能够繁荣昌盛起来。而且在没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没有便利的交通，僧侣之间的学术交流访问，信徒的朝拜，都无从谈起，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时期广西的交通是便利的。

总结

唐朝帝国构建的全国交通网是比较完备的，文化辐射波及到了远在边疆的广西。广西的水路交通和海路交通的巨大发展，不仅使广西成为了唐代岭南的军事重地，而且也使广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不管中原本来的文化还是通过海路传来的文化，都在广西得到了交流，也使广西成为最早的对外交流的地区之一，使广西拥有浓重的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