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速度很快,是缺乏守成

引言

奥斯曼它只用了年时间就由一个弱小、贫瘠的部落酋长国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与其兴起相比，其衰弱更令人困惑。这一衰落过程包含两个特别突出的现象。首先，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速度极快，缺少一个稳定、守成的阶段。

17世纪，奥斯曼帝国仍是法国宫廷刻意结交的一股重要力量，藉以维持欧洲均势继而谋求法国优势。它的疆界也在继续扩展：年征服克里特、年夺取波多利尔和部分乌克兰。

然而，这是帝国在地中海和北方的最后推进。随着年围攻维也纳未果，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大变，不久后的《卡洛维兹条约》开始了大片领土丧失的历程。其次，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历史格外漫长。

如果从通常的年算起，至帝国灭亡共计年之久。尤其在19世纪，被普遍视为垂死的“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居然在内外交困中跌跌撞撞坚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长寿与其衰弱不堪的国力极为不符。

突厥人是一个此起彼伏、倔强到底的民族，不像一些民族，玩一次帝国爽一把以后就偃旗息鼓，从此在世界历史上销声匿迹了。突厥人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北方纵横驰骋，即使到了其他地区也力争上游。塞尔柱、奥斯曼都是突厥人的骄傲。

同时，其他的突厥部落也丝毫不甘寂寞。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亚的突厥人帖木儿强大了起来，也沿着蒙古人的脚印向西扩张。

年，安卡拉战役中，帖木儿军大败奥斯曼军，连苏丹巴耶塞特也成了阶下囚。帖木儿人如同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使帝国扩展的步伐一下子放慢了半个世纪。

帖木儿的干扰使得士兵们在一夜血战醒来以后发现，拜占庭帝国的城墙还是那么高，巴耶塞特苏丹却不在了，新征服的边疆地区动乱来了，祸起萧墙已经在眼前了。

帖木儿的威胁持续了一段时间，而西欧的威胁却是致命的挑战。波斯湾、印度洋及摩鹿加群岛一带，新兴的葡萄牙威胁着帝国对航线的有效控制。在陆地上，帝国同时展开对奥地利和波斯两条战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运输、通讯都成了“各说各话”。

奥斯曼帝国的边疆不断兴起欧洲的列强，奥斯曼虽然还在倔强地扩张，但它的政治精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得西欧成为正在崛起的新的力量。

这些力量是新生的生产力因素，这种因素正在吞噬着帝国的那些武力夺取的领土，帝国之间的黏合剂单纯依靠武力，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帝国崛起后的维持成了成本较高的政治奢侈品。

欧洲商业的发展已经对奥斯曼帝国控制陆地上贸易通道表现出了愤怒，但仍然无可奈何。但是，欧洲众多的国家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想到了另辟捷径。

看来，有的时候放弃未必不是好事。新航路因此开辟了，西欧国家绕过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垄断，放弃了陆地上的通道，而借助航行和海运通往亚洲。奥斯曼帝国被抛弃了，从此它进入了商业的萧条时期。

新大陆的真金白银涌入欧洲，使欧洲通货膨胀，奥斯曼帝国也更加雪上加霜。利姆二世时期的大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计划进行苏伊士及伏尔加航道的开发，企图挽救经济，但却停留在“过去将来时”。

最可怕的是，帝国的这些困难仍然无法阻挡其欲望，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迫使帝国不得不继续在欧洲扩张，到年的维也纳之战才最终停止了脚步。

专制帝国时代，君主们在帝国的失败面前已经痛入骨髓地知道了变革的重要性，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三世是一个明智的君主，他在巴尔干的边疆城镇加强防御工事，以防范欧洲对奥斯曼帝国构成的威胁。

国内一些初步的改革开始实施，如降低税率，鼓励私人投资，将军事现代化。但是，改革往往受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知与行的关系是复杂的，改革不断地被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官僚扼杀。

晚清“戊戌变法”变革的并不是光绪皇帝，而是他背后的慈禧集团。因此，帝国的失败往往不是在技术层面，也并非失败在战场上，而是内在地在国内政治上就已经失败了。

当时，在战场上，奥斯曼帝国的失败使得政治家们意识到，帝国的军事优势已经被欧洲的军事技术“赶超”，宗教领袖及保守派使帝国的军事革新企图一再被扼杀在摇篮里，还引发了土耳其新军的叛变，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出师未捷身先死”，如同商鞅变法最后被五马分尸一样以悲剧而告终。

继承者哈茂德二世在年对土耳其新军进行了惊人而血腥的屠杀，但是改革却从此在“结果恐怖主义”的前车之鉴下结束了短暂的试验，帝国又回归到起点，这个后果使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帕希骑兵成为了欧洲新战略和新技术的靶子，帝国从落后继续走向更加落后。

衰落要寻找救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看出了西方崛起的秘密，但他们觉悟得太迟了，加上改革和行政重组必然遭遇守旧势力的抵抗，使得力万功一。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现代化的时期，但经济结构的土崩瓦解已经使改革的作用如同杯水车薪，不能扑灭熊熊燃烧的大火了。

几只火把哪里还能驱走整个帝国的灰暗呢？帝国在前线不断地失去领土，中央政府的衰弱导致国内变乱丛生，摇晃着帝国的根基。

在坦志麦特时期，帝国在外敌的入侵下已经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不得不放下历史上的尊严，开始与欧洲国家如法国、荷兰、英国等结盟。

需要结盟本身已经证明帝国在慌乱中正在寻找救命稻草。老办法对付新问题已经失去了效力。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千疮百孔，各地经济仍然故我，没有统一起来的经济。土地的广博使得“天高皇帝远”，命令的有效性如同过期药，所有的领土没能迅速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国内政治的改造太缓慢，无法调和已经升温的民族紧张，精明能干的坦志麦特试图给予地区更多的权力，但这已经是马后炮了。

在19世纪，民族主义如同一声惊雷，使国际关系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而奥斯曼帝国成了古典帝国尾声里呻吟的牺牲品。民族意识从西方渗透到了奥斯曼，形成了破坏力强大的“软刀”。民族主义的威力对帝国完整性的伤害无疑抵过千军万马。

现代西方国家就是依靠发明了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等思想来解除强大国家武装的。

奥斯曼帝国的境内产生了无数的革命政党，而新纳入帝国领土的边疆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浪潮，年，希腊独立。年，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及摩尔多瓦也步希腊的后尘，相继宣布独立。

在这种武器的进攻下，沉浸在传统军事思维下的奥斯曼帝国无法应付，行政的有限改革的收获也寥寥无几。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失败以后，这些国家的独立就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因为这些国家被胜利的俄罗斯保护起来。

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招都使出来了，领土被当成一种工具，塞浦路斯赠送给英国，希望英国的支援，这一招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它的虚弱和有利可图。

但是，英国岂是善良无私的“公平秤”？年，英军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埃及。“一战”爆发了，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英国连最后一张遮羞的面具也扔到九霄云外了，彻底占领了埃及和苏丹。

帝国边疆不断地独立，在年至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尽失，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被法国和意大利瓜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分解出众多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从地跨亚非欧的大国龟缩为一个亚洲国家，丧失了在欧洲、非洲的几乎所有领土，除了伊斯坦布尔。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已经进入了瓦解的时期，但西方列强还不想把它“斩首”，因为奥斯曼帝国太大，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独自吃完这么宏大的盛宴。

而英国人这时玩起了大陆势力均衡的太极推手，生怕俄罗斯和奥地利壮大了以后使英国在地中海和欧洲的利益“很受伤”。青年土耳其党发起的革命惊醒了奥斯曼帝国的迷梦。

正如满清时期的立宪闹剧一样，奥斯曼帝国苏丹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宣布复行年宪法、恢复议会后，奥斯曼帝国踏入二次立宪时期，但是改革太慢了，已经跟不上民族主义和列强贪婪欲望孳生的速度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的动乱不断，让列强“围观”。奥匈帝国年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随后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帝国继续了失败，失去了巴尔干的大部分领土。“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胜利和挫败交融，一些亚美尼亚人成了帝国的俄国内应，俄军里的大批亚美尼亚义勇军造成了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

“一战”的失败使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尊严，连维护领土的意志都丧失了。也门和麦地那是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仅存的领地，年奥斯曼帝国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都须一并交出《色佛尔条约》确立了奥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时期的战车。现时，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斯曼帝国成为消失的四大帝国之一，而且损失惨重。

由于帝国最高领导层出卖国家的领土，试图签订进一步使领土缩小的《色佛尔条约》，使得奥斯曼帝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怒涛生起，土耳其国民运动在其领袖凯末尔的带领下，于年废除了苏丹制，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1月17日灰溜溜地离开土耳其。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年和列强签订了《洛桑条约》，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得到了确认。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自然，国家沦丧到这样的地步，奥斯曼家族成为了众矢之的。

年３月３日，哈里发制被废除，奥斯曼皇室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被驱逐出境。历史的怨恨持续了50年，仇恨的感情才被理性的宽容逐渐取代，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才准许奥斯曼皇室的后裔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不断的扩张密切相关，塞尔柱突厥帝国对中亚、西亚的横扫使突厥化成为这些地区逐渐适应的过程。正是在塞尔柱王朝的基础上，奥斯曼帝国才轻易地控制了已经被突厥化的地区。

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初创是在巨人肩膀上进行了一次重组和按照奥斯曼意志进行的洗牌。奥斯曼帝国对塞尔柱突厥帝国的取代和世界现代史美国对英国的取代有相似之处，建立在英国化的全球体系很容易被英国人后裔的美利坚人美国化。

因此，塞尔柱突厥帝国对欧亚体系的冲击使奥斯曼帝国大有“收割者”的影子。而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强大驱动力也使得帝国的扩张呈现持续不断的态势，边疆在无限扩展，奥斯曼帝国瞄准了衰落的拜占庭帝国，不断从它身上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最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陆地上的贸易通道，掐住了西欧商业的咽喉，而它对地中海的控制却使其他西欧国家不得不转向开辟新航线。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和边疆的关系重大，帝国在扩张新疆土的过程中忽视了旧疆土上正在崛起挑战霸权的力量。而欧洲地区兴起的海洋新航线使得帝国对陆地贸易交通的控制失效，那些依靠收取过路费而生的人陷入了窘境。于是，它们竞相和欧洲的国家开展秘密的边境贸易。

在周边国家强大的“竞争优势”面前，帝国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已经无法“继续改革”，使得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加低效，对边疆省份的控制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当帝国陷入困难、国内已经无法变革时，决策者求助于结盟。

结盟本身意味着交出利益，在衰落的情况下进行的结盟更意味着割舍领土。相对于土地的丧失，民族主义作为帝国的致命瓦解力量起到了“软刀子”的作用，民族主义将帝国凌迟了。

帝国的危机越是痛入骨髓，决策者就越是恐慌，为了抓住最后一点存在的可能，哪怕成为一个三流国家也成为了决策者的选择，于是更多的边疆省份分崩离析了，欧亚的版图大为改变。当卖国的《色佛尔条约》行将签订执行时，帝国内的民族主义激烈地反弹起来，在最后的土地上组建了“土耳其共和国”，而这已经是共和国的时代了，帝国彻底灭亡了。

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控制经验告诉我们。警惕意识形态渗透给边疆的影响非常重要，必须提高到和军事侵略一样的位置来防御。意识形态边疆的失控将导致国家更快、更彻底地解体。

结语

国家如果要结盟，不能在衰落的时候以舍弃领土为代价换取结盟，而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以获得更大利益为目标进行结盟。挽救国家的危难，根本上要舍弃既得利益集团国家才能新生，想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只能是从国内政治的失败走向国家、民族的整体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