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冰洋与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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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请你们的。”

餐馆老板拉开抽屉，掏出十块钱。

20分钟前，他聊着聊着，突然站起来，从冰柜里拿了两瓶北冰洋，撬开瓶盖，放在我和朋友面前，而后继续谈话。临走前，我想偷偷付钱，没想到音箱的提示音响起：支付宝到账，十元。还没来得及尴尬到脚趾抠地，老板已把十块钱塞进我手里。

4月10日，一个普通星期日，我和朋友为深度报道的选题窜了半个北京。阳性红码，流调通报，判刑法办，谈论这些无疑吃力不讨好，一路上没少遭到白眼和训斥。

五分钟内变换说辞、自相矛盾的店员，甩下抹布：“我有必要回答你吗？”口罩下拉、大嚼锅巴的前台，双眼圆瞪，嗓门嘹亮：“你快给我把照片删掉！”以及无声的拒绝，连绵不断的沉默。

所以，当我们穿越水泥路上的烂菜叶子、贴在墙上的彩超人流广告、巨型卡车的浓郁尾气，顺着行人指路，七拐八绕，来到没有招牌的铁门时，热望与希望皆已渺茫。

门前站着个光头中年男人。经过一天的摧残，我的脸皮已磨得很厚，“您好，这里是xxx吗？”“啊，我们找了半天，还以为关掉了。”而后仿着鲁豫的语气寒暄，大着胆子往里走。

我编着说辞，找了张椅子坐下，环视四周。店里没有客人，只有两个后厨工作的员工。桌上仍有未收拾干净的烤串签和不锈钢托盘。老板的话匣子很快打开，几乎是有问必答，没对“奇怪来意”提出太多质疑。

年附近的一场聚集性疫情爆发后，曾经9家餐馆，只剩下他们一家。药监局和防疫小组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都会来巡查，他不堪其扰，于是摘掉了门脸的招牌，倒扣在楼道里。遇到检查，老板就说，这是“市场内部食堂，不对外开放”。

那时，餐饮店的食材，甚至包括啤酒，全部要销毁。卫生局没有给补助。老板没有选择，只能配合，“因为疫情来得特别突然，后厨的东西都给‘消灭’了。”

“大销毁”后，他店里的营收由原来的一天一万，减到一天三四千，店员从10人变为6人，还面临着一个月3万的租金和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只能勉强回本。因为“不畅”的物流，食用油的价格从年的20升元，上涨到今年的元。小米辣原先五六块一斤涨到35元。

他是河南人，家里在河南有个串肉串的厂子。“我这是有点底，要是没点底的，谁耗得起啊。”如果疫情还不缓解，老板预测，餐馆只能维持到10月，至于之后要做什么，还没有打算。他说着，给我们开了两瓶北冰洋。

告别后，我和朋友一人手里攥着瓶剩了一半的北冰洋，拖着走了一万五千步的腿，奔赴下一场未知采访。我说，我要哭了。虽然老板并不是第一信源，却是一日中难得善意相待的人。

在出发的前两天，我们设计好了一份采访提纲。我发给师父。他笑：“我们做记者的，要先考虑对方。把对方的心思揣摩透，就成功了一半。这个设计的，是典型的新闻系学生心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以为别人都会老老实实坐在那有一说一。”我脸红。

撬开被访者的嘴是采访的第一步。我想了好几个说服理由，不是被判为“屠龙之技”，就是显得“学生气”。师父说，“你这么说的话，没人吊你。”

出发前，原先预设的采访对象联系不上，只得换题。陌生的情景，陌生的人，采访提纲在实际采访中被忘到九霄云外。随之是越来越厚的脸皮，越来越顺畅的扯淡。抛掉那些严密概念和规整话语，我们才得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小世界，面向真实的物与人。

不谈论后勤媒介、基础设施，而是追问疫情时期物流的崩溃，究竟会给一家依赖时令食材的餐馆带来什么。不谈论人际交往、礼物的观念史，但会撬开一瓶北冰洋，勉强收下十块钱。不谈论书斋与街头、知识介入社会，只是在自我介绍并掏出学生卡“证明”时，看对方将信将疑地接过卡，正反面都看了一遍：“那你来我这干啥？我没上过学！”

昨晚的一个讲座，我提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别扯淡与想象力？回答是一个风筝之喻。后者的风筝线，被攥紧手里，连着地。

那刻，我突然想明白，何为面对现实的勇气，以及理解现实的能力——就在接过北冰洋和十块钱之时，我们已双脚着地。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