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光伺风开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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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小雪节气前几日，我们来到太平港。为了俯瞰港区而登上南山的一行文人，身着短袖夏装犹嫌炎热，来自北方的几位作家说，他们家乡此时正在下雪呢。显然，太平港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

《明史》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这是史书中对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记载。在精通番语的下西洋参与者费信、马欢、巩珍留下的《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宝贵的地理著述中，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对郑和率领船队第三次下西洋的记录十分详尽：“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这里两次提到的“占城”，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航海家郑和海上远航活动，发生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年），共计七次，船队航行至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因此称作郑和七下西洋。

福建长乐一面依山三面临海，每年从十月至次年三月间，多刮东北大风，闽江口风力强劲，通常在五、六级，甚至七、八级以上，这正是船队开洋所必须具备的气象条件；加上太平港与太仓港相比距离“西洋”更近，可以高效利用东北季风期间，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快速抵达目的地，造访更多番国，因此，大明舟师选择了太平港。

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无论起于南京宝船厂，还是太仓刘家港，每一次都是到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整训、补给、招募船员、祭祀海神，短则二月，长则近年，等候东北季风到来时，扬帆开洋。明弘治《长乐县志》载：“太平港在县治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本朝永乐中遣内臣郑和使西洋，海舟皆泊此，因改名。”郑和船队每次驻泊太平港，在长乐县衙前的十洋街驻扎，并于此设水师辕门，伺风开洋。当时长乐人口仅六万，郑和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七下西洋，计十九万人次逗留长乐，官兵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让昔日安静的十洋街，像太平港潮水一样沸腾起来。海外各国王公、使节、商人随郑和舟师返航来到中国，在此登岸，十洋街涌动着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流，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远航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辽阔水域，开辟主要航路有四十二条，拜访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等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南抵达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最西到达东非麻林（今坦桑尼亚马林迪）、最北驶抵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

郑和下西洋打开了中国通往欧、亚、非大陆的海上通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虽然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不陌生，但真正走近它，还是在进入太平港这一刻。伫立在南山三峰塔（即圣寿宝塔）下面向远处眺望，但见浮峰、六平、首石、鹤岭、董奉等一座座青山列阵如仪，重重叠叠环绕于太平港四周，它们像巨人一般挽起臂膀，组成坚固的屏障，把夏秋季台风抵挡在港外。这座高耸于南山之巅的宋塔，也是一座航标，当海船冲破惊涛骇浪见到它时，水手们都会兴奋高呼，太平港到了，中国到了！

我们一行人所处位置前方的西北面有上洞江、东北面有下洞江与闽江贯通，船队可以同时从这两个江口顺潮进出太平港，通行效率极高。太平港真是一个理想的泊舟良港，除了避风、出入方便外，水深、港阔也是其优势，港区东西宽约五公里，南北长约十公里，水域面积涨潮时达十五平方公里，退潮时约有十平方公里。太平港虽是潮水港，但水源来自闽江，距五虎门入海口约三十公里，涨潮时海水如墙挡住并反推闽江水，使之回流太平港，从而保持淡水港的优良水质，保证船队有充足的淡水供应。如今，已看不到烟波浩渺的水域，昔日宽阔的港湾早已淤积成湿地，最后形成一块开阔的平原。最近二三十年，这片平原上立起了鳞次栉比的楼房，太平港消失了，樯帆林立的壮观景象只能靠想象去填补了。

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三十四岁，由艨艟巨舰组成的浩大船队，承载着二万七千八百名壮士，相当于五至十艘现代航空母舰的人员配置，高樯到处旌麾列，威仪隆盛，开启了七下西洋的航程。中国航海家的这一壮举，比西欧航海家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早了近百年。

郑和率领庞大舟师开洋，当然离不开季风，但仅靠自然界制造的东北季风肯定不够，还必须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强劲季风作后盾。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日益发达，元末江南地区海船建造业已初具规模。朱元璋经历三十余年励精图治，农业经济得到恢复，手工业方面也比前朝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我国对西洋的沉香、乳香、龙涎香等香料，苏木、没药、胡椒等药材，象牙、犀角、玳瑁等珍宝，也有较大的需求。

在国内经济获得良好发展之后，拓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国家战略，明代初期便建立起大规模的官营造船业，为走向海洋打下了基础。明太祖时期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是邦交理念有所不同，提倡与藩国建立友好关系，“不侵占”周边国家，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名单，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理想、和谐的世界秩序。在“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为了洗清“篡逆”之名，决心直追汉武唐宗，开创千秋勋业。他意欲改变朱元璋以来的海禁政策，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宣德化，柔远人，积极开拓海外贸易。这种带有浓厚皇权色彩的政策“季风”，才是大明舟师开洋的最大驱动力。

从史料获悉，在郑和史诗般大规模下西洋之前，明成祖朱棣已经为这一壮举进行过预热，曾经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出使古里、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永乐二年出使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又御驾南征安南，将其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活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郑和被明成祖委以重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年轻时就从侍燕王朱棣，智勇双全，知兵习战。在“靖难之役”中助王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不少人把这个内官监太监当成宦官之职，那可是天大的误会。明代内宫和外廷各有一套办事机构，都直属皇帝指挥。永乐朝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十二监有司礼监、内官监等等，主管头目称太监，以下称少监、监丞、典簿等职。当时郑和为内官监头目，是燕王的股肱之臣。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明成祖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此举符合“通好他国，怀柔远人”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但也不乏“耀兵异域”秀肌肉的成分，即所谓的内圣外王、恩威并施。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镌刻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云：“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由此可见，宣扬威德说可信度较高。

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国都应天时，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有人称他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目的。还有军事目的说，认为大明舟师下西洋，是为了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还有其它多种说法。

但更多意见认为，郑和下西洋重在宣扬德化，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也使用武力打击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明王朝从而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种政治秩序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

郑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军事谋略超群，下西洋活动展示了大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规模大为扩展，这种朝贡体系是非霸权的强国国际政治体系。因此，郑和被视为和平使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也宣称：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

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时二十八年，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色彩浓厚，自然忽略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明成祖朱棣对番国“赍币往赉之”，对外邦朝贡者亦慷慨赏赐，耗费银两达六百万两，还不包括对官兵的嘉奖，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造成远航难以为继，引发帝国恐慌。

永乐二十二年（年）正月，明成祖命郑和前往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其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这年七月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调整了先皇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宣布停止下西洋。

两年后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再度取消海禁，所以才有郑和第七次远洋航行。对于此次远航，明朝祝允明《前闻记》有较详细记载：“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二十一日到刘家门，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郑和从三十四岁以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常年博击风浪，奔波于茫茫大洋，远离内宫权力集团的核心，以致司礼监的权力超越了内官监。从第六次下西洋回国，

时间已过去六年，具有国际眼光和胸怀的永乐皇帝对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力也正在消失，郑和苦心经营，努力回归权力核心，此时又命这位花甲老人下西洋，他是不是产生过犹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郑和于宣德五年（年）在南京守备太监任上，毅然接受使命，第七次下西洋，但令人悲痛的是这次远航成了他的不归路，三宝太监再也看不到三峰塔温暖的航标灯，永远回不到太平港，回不到南京了。宣德八年（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积劳成疾，卒于古里国（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享年六十二岁。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长的海上航行，这一壮举离不开社会各方面形成的合力季风推波助澜，为远航聚积能量，否则，难以实现一帆风顺，远涉重洋。

统领大明舟师航海的副使太监王景弘是福建人，船队选择驻泊太平港伺风开洋，与他有很大的关系。王景弘熟知闽人有以海为田意识，“习于斗水，便于用舟”，大海是闽人生存、发展之路，甚至是避难之所，发生逃避朝廷追捕而下海为寇的事例并不鲜见，因此，西洋异域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神秘。因为闽人航海经验丰富，早已熟练掌握水罗盘和牵星过洋等导航技术，郑和舟师自然要大量聘用闽人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木匠等技术人员参与下西洋活动。

学者研究表明，《郑和航海图》其实就是闽人航海技术的总结，图上有些地方，郑和船队并未到达。事实证明，郑和与王景弘选择太平港驻泊是正确的。宋、元时期，福建造船业在全国首屈一指，朝廷使船多为福船或按福船制造，“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即便浙江自行制造福船，“必往闽中买料”。闽江为福建最大河流，上游有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中下游有尤溪、大樟溪等河流汇入，几乎把闽西北与闽东南连接起来，有利于举全闽之力为下西洋服务，满足下西洋的补给。船队驻泊太平港的补给，除了生活物资，当然也包括舰船维护和制造。《闽大记》的记载可以证明：“

永乐七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也可以在《明太宗实录》中得到证实：“永乐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司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并点明准备下西洋之用。闽江上游物产丰饶，沿海闽人以海为田、以舟为家，多水手船工，还有海神妈祖的保护，无疑是助力下西洋的另一股季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平港伺风开洋期间，对历次下西洋的目的、意义、经过和成果进行回顾总结，镌刻成碑，并对即将起航的第七次远航任务也记载于碑文中。这方立于天妃宫内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年在南山出土，碑刻全文字，是考证郑和下西洋最具权威性的实物史料之一。

今天，海洋文化采风团的作家们就是站在这座南山上，俯瞰昔日的太平港。郑和史迹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指点远方上、下洞江位置，五虎门方向，以及环列四周的一座座大山的名字……永乐十年，郑和因前三次下西洋皆受到天妃妈祖庇佑，遂奉请朝廷在南山兴建天妃行宫，当年落成。此后历次航海在太平港伺风时，屡屡祭祀海神，把平安下西洋归功于妈祖的保佑，这也是《天妃灵应之记》碑名的来由。可惜天妃行宫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郑和史迹陈列馆就是建在行宫旧址之上，这也算是对无法挽回缺憾的一种弥补。如今，那方宝贵的石碑也保存在陈列馆里，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在南山游览了许久，一位作家说想写一首诗，还要找一找感觉，于是又绕着三峰塔转了一圈。此刻天空阴沉下来，飘起了毛毛细雨，但依旧炎热，没有一丝风儿。这个时候恰好是盛行东北风的季节，却不见一点刮风的迹象，看来郑和船队伺风开洋，在太平港驻泊短则二月，长则近年，此言不虚。

我们依依不舍告别南山。下山的石板路是近几十年铺筑的，有点湿滑，但与郑和当年行走的山道相比，已是坦途。开拓者都具有冒险精神，航海家郑和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十三世纪之初就走向前人未涉足的地方，在印度洋、在西太平洋留下中国人的脚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壮举，对长乐的影响无与伦比，十洋成市，带来文风昌盛。诚如民国二十五年时任长乐县长的孙中山女婿王伯秋所言：“舟师于此集合，船舶于此修造。其未发也，必赍中土之产物，以遗远人。其既归也，必携海外之珍宝，以献邦国。其影响长乐经济、实业、文化，与夫远大也。”因此，当地人民对郑和无比崇敬和爱戴。

民国二十六年，沿着太平港畔新辟一条道路，命名为郑和路；年，在天妃宫旧址上兴建郑和史迹陈列馆，南山公园改名郑和公园，我猜想脚下这条石板路，也属于那个时候的工程；年，开始沿着闽江口南岸修建郑和广场……六百多年过去了，沧海变桑田，虽然太平港消失在历史烟尘里，但更多的军港已傲然屹立在祖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陈列馆里有一艘郑和宝船模型，我凝视着这艘按照1:85复原的九桅十二帆福船，好像看见郑和背风站立在船头，双目炯炯，坚定而自信。他专注地眺望前方波涛汹涌的海洋，头顶上的龙旗在强劲的东北季风吹拂下，猎猎飘扬。他的身后是太平港，是南京，是大明江山，是泱泱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