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访谈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非洲性
2023/5/17 来源:不详
原创钱伯斯古尔纳花城
今天推出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访谈《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非洲性”》,发表于《花城》年第1期。
古尔纳强调文学写作的复杂性,不愿意将自己归入某种理论立场或流派,他的批判矛头不仅对外朝向前宗主国的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话语,更是对准了多民族、多种族地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思想偏见与社会隔阂。古尔纳尤其强调要警惕关于非洲性的本质主义话语,认为非洲人在既有的历史事实面前,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应当具有广阔的世界意识,以包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各种文化影响。
访谈选自《英国穆斯林小说:当代作家访谈录》(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年版)。作者英国约克大学全球文学教授克莱尔钱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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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非洲性”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克莱尔钱伯斯
叶丽贤译
钱伯斯(以下简称“钱”):你能先从你写作中的迁徙和流离主题谈起吗?
古尔纳(以下简称“古”):我对移民流动不居的状态非常感兴趣。我对它有兴趣,并非因为它是远在天边的反常现象,而是因为它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当代世界的主导经验。我认为这种经验就是居住在一处,但在别处却有着自己的想象生活,甚至幻想生活。对那些只曾在自己国家境内迁徙的人来说,这也是可能的:你可以居住在伦敦,但在格拉斯哥过你想象中的生活。《离别的记忆》是我相当年轻那会儿写的,我试图描写主人公想离开的挫败感,只不过我当时并不想透露过多个人兴趣给读者。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孤立感,即使身在故乡也会产生的孤独感。不同地点、不同时代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赋予迁徙境况某种悲剧性。这种令人痛心的维度是不可避免的,它关乎失去,关乎遗憾:有些事情未完成,没做好,却难以补救。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常在这片区域四处翻找,目的是将移民经历的不同维度戏剧化,获得更深的理解。
钱:你关于迁徙、丧失,以及想象生活的论说令人想起萨尔曼拉什迪《想象的故土》中的一句话:“过去是家园,却是失落的家园,位于失落的城里,位于失落时间的迷雾里。”这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描述你与桑给巴尔的关系?
古:拉什迪14岁就离开了印度,而我差不多18岁离开了桑给巴尔,所以他想象中的故土会比我的更加模糊。他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我想说,他14岁离开孟买相对富足的生活,进入英国公立学校,与我以成年非法移民的身份离开桑给巴尔,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桑给巴尔都是恐怖之地。我以为自己知道英国会有多么不同,但到了当地后的体验比我预期的更强烈。而且,我来得不是时候,那是—年,当时伊诺克鲍威尔等人正在煽动关于“种族”的狂热情绪。移民问题似乎令人人惊惧。根据新闻报纸,伊迪阿明(乌干达第三任总统,译者注)开始驱逐亚裔乌干达人,或强迫他们离开,因此,对数十万来到英国的外国人感到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很长时间思路才开始清晰起来。尽管我有自己的困难,但仍要应对将他人抛在身后的负罪感,因为我知道身处桑给巴尔有多么艰难。一旦开始不间断地思考,我就想看看关于桑给巴尔,自己还能记住多少,理解多少。这不是浅显的练习,而是需要全身心参与,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记不得了,但不得不虚构出来。当时的写作主要关于曾经的生活经历,“人们试图回忆过去”是我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还有一些问题一直盘踞我的内心,包括如何在不疏远读者的情况下书写悲剧,当然,还包括在一种语言和文化里如何再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沉默一直困扰着我。因此,最主要的活动不是回忆,而是与方法和形式有关的问题:你要讲述多少?你要压制多少?我能想到的任何读者,不管是英国人、毛利人还是非洲人,都会对我的读者有望知道的种种抱有期待:我希望人人都能读到我写的东西。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因,无疑对拉什迪也是一样,所以这一切不仅仅与记忆有关。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pexel
钱:既然提到了伊诺克鲍威尔,你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你在20世纪60年代抵达英国的经历以及遭遇种族主义的早期经历?这些经历在以英国为重要背景的书中得到深入表现,比如《崇拜的沉默》和《朝圣者之路》。
古:我对很多关于种族主义的小说和电影都很熟悉,但我在想象中将它定位在某些地方,比如南非和美国各处。然而,到达英国时,我惊讶地发现种族主义是生活如此重要的部分,与它的相遇如此难以预料,又如此接连不断。种族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言语侮辱;通常它意味着更微妙的东西,比如侮辱的表情。很难解释这类反应有多么普遍、常见,多么始终如一。距离赋予你驳斥它的能力,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经常遇到人们在大街上对你大喊大叫,在教室里、工作岗位上、公共交通工具上辱骂你,它会让你疲惫不堪。
钱:你一直在使用过去时,可见,种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或改变了?
古:我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说不准。我想,这类事情有一些会落到你头上,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控制自己,如何或何时发怒。也许今天,一个身无分文的陌生人,来自不同的文化,就像当初的我一样笨拙,语言技能同样生涩,他仍然至少会经历一些我曾遭受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人朝你扔东西,紧拽你的衬衫或推搡你。但是,当人们的语调、言语或手势流露出怨恨、嘲笑或轻蔑时,我是知道的。我现在没有遇到这种暴力,但不相信它已经消失了。它还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延续着。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pexel
钱:回到拉什迪,你认为“《撒旦诗篇》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待穆斯林的方式的转折点?从年起,宗教和文化,与肤色相比,是否在种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了更显要的位置?
古: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过去文化和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肤色。有人会听到“巴基佬”这样的侮辱性词汇,但那些人谈论的不是“穆斯林”。我认为你是对的,“拉什迪事件”改变了这一点,尽管这可能只是这些问题上的第一次风波。由于年对美国的袭击和反恐战争,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无处不在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前,穆斯林“令人惊恐”,或是“恐怖分子”,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敌人”。这使得西方人将穆斯林视为危险和不稳定的人群时,毫无愧疚感。各种图片和新闻报道持续汇聚,不可避免地——即使以含蓄的方式——把穆斯林,显然激进的穆斯林——描绘成狂热或极端一族。这使得世人毫不顾忌地说出“他们又来这一出了”之类的话。你也许会认为英国和欧洲知识界大多数自由派会站出来支持《撒旦诗篇》以及创作这种小说的权利,但我想这群人绝不会挺身而出声援伊斯兰教。
钱:你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有些社会……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大约千年之久”,你所有小说里都有“伊斯兰之家”的意象,那是高度文明的地方。你反驳沃尔索因卡的论点,即伊斯兰教在非洲是一股压迫力量,你也驳斥了他的意图,即试图恢复“真正”的非洲性,并表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在东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兰经》对你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天堂》中你以互文方式化用了《优素福》。伊斯兰主题和艺术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的写作?
古:嗯,我从小就是穆斯林,所以,想象伊斯兰世界并非了不起的成就:我只需把自己带回那里就可以。正如你所说,我在《天堂》中大力探索这些主题,也许这是我头一回为一本小说展开实质性研究。我想表现“位于人间的天堂式花园”理念,探讨这为何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近乎一种愿景:一个社会有可能缔造这样的花园。我当时读了不少书,沿着东非海岸旅行了几个星期,只是为了观察一些简单细节,像清真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兴趣的不仅是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还有它在东非海岸文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东非海岸一直是我有兴趣书写的地域。我表现穆斯林这个群体时,倒没有一定强调他们是虔诚、遵纪守法、有信仰、务实的,而是突出他们的文化是穆斯林文化。像索因卡那样指责东非人被宗教殖民了一千多年,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们曾主动利用宗教来满足自己的用处和目的。索因卡和其他人常为某种“真正”的非洲立场辩护,而这意味着压制成为非洲人的其他方式,我与这些人的观点屡屡不合。在我看来,把非洲的伊斯兰教说成是外来的殖民势力,几乎可以说是19世纪话语。整个争论表明一种殖民话语试图取代另一种。欧洲殖民主义通过宣称穆斯林不过是奴隶贩子而站稳脚跟,现在听到同样的话语被非洲人自己捡起,多少有些令人惊讶。作为一名作家,我也试图谈论一些通常不被讨论的话题,就像詹姆斯鲍德温书写关于非裔美国人的著作,或者V.S.奈保尔创作关于加勒比海的小说。据我看来,非洲写作把生活在非洲东海岸的穆斯林排除在外。我无法在小说的镜子中找到自己。因此,我对有关伊斯兰教的写作感兴趣,无关乎宗教本身,而关乎这一点:再现我想书写的那群人的生活。
坦桑尼亚
pexel
钱:你在肯特大学的正式头衔是“后殖民文学教授”,你对“穆斯林写作”或“后殖民写作”这样的文学类别有什么看法?
古: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作家,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其他范畴。如果有人对我说——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你是英国作家吗?”我会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是呢?”然而,如果人们从某个角度看我,觉得说得通,那也不要紧。我不想就这些类别争论,也许有些类别比其他更适合,但我不这样看自己。我知道作家们总是这么说,但我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不想被束缚手脚,也不是出于某种艺术自由理念,我只是把自己当成阿卜杜勒拉扎克,他住在英国,在大学里教书,写书。
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后殖民主义者。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思考如何组织自己教授的文本,显然是有用的方法。我们发现,关于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有共通的表述,但后殖民主义不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也不是你可以相信或不信的对象。你可以说,“我是女权主义者”,表明你在性别及其表征方面持有特定的立场,但我无法想象有人会以同样的方式说:“我是后殖民主义者。”不过,在这个节骨眼,我们能够用一个范畴将某些文本聚拢在一起,找到共同的修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