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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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演讲人：秦大树演讲地点：四川省图书馆演讲时间：年7月秦大树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等。年主持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的发掘。年主持浙江省龙泉市大窑龙泉窑遗址的发掘。—年承担商务部文化援外项目，赴肯尼亚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著有《观台磁州窑址》《宋元明考古》等。肯尼亚地处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献对这里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东非地区是西方列强东进的重要基地，在环球贸易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作为东方瓷器参与环球贸易的一个中转地点和目的地，见证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风风雨雨。历史上，包括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肯尼亚及东非地区的交往是存在的。在肯尼亚的几处遗址中，均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的中国瓷器。对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和研究，既是其历史地位的必然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中国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海外，并让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机遇。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概况按照项目要求，北京大学调研小组于年12月至年1月间赴肯尼亚开展第一次调研工作，后又在年7月和年7月两次前往肯尼亚，对肯尼亚沿海地区部分以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考古学调研。由于肯尼亚对以往发掘出土的资料保存较好，成为我们开展调研工作的基础，整理的资料来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地点：蒙巴萨市耶稣堡博物馆（FortJesus）及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的库房；拉穆岛拉穆城堡（LamuFort）和格迪（Gedi）古城遗址博物馆。三个年度我们共调研和整理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希里（Swahili）遗址，有蒙巴萨市耶稣堡（FortJesus）遗址，马林迪市格迪古城遗迹（GediRuin），另有拉穆岛拉穆镇遗址（Lamu）、帕泰岛帕泰遗址（Pati）、曼达岛曼达遗址（Manda）、姆纳瑞尼（Mnarani）、马林迪老城（Malindioldtown）、蒙巴萨老城（MombasaOldTown）、拉穆岛希拉（Shella）、基里菲（Killfi）等遗址，此外，还调研了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拉姆博物馆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3个博物馆中收藏的出土地点不明的中国瓷器。共整理古代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件（片），及日本、欧洲瓷器55件（片）。另外，北京大学考古队对曼布鲁伊等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件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共计7件（片），拍摄照片近张，绘制线图余张。调研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调研人员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对各遗址出土的瓷器进行鉴定，确定出土瓷片的时代和产地。因此，调研人员尽量集中了各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并在调研中对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与在国内收集的瓷器资料库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同时有多位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出土瓷器的鉴定还辅以科技手段，北京大学崔剑峰副教授两次到肯尼亚对部分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现场测试，主要对样品釉面进行分析，共获得可以用于统计的10个元素数据，包括Zr、Sr、Rb、Th、Fe、Mn、Ti、Sc、Ca、K等。对于部分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耶稣堡博物馆展陈的青花瓷器又进行了釉下彩的成分分析，以判别其所用釉下彩料的来源或时代，共提取数据一千余项。对于肯尼亚沿海地区我们调查的37个遗址每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我们都作为一个个案单位来对待，在鉴定了产地和时代后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最后，再将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所有中国瓷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瓷器输往东非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阶段性和特点，从而对古代瓷器的外销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对出土瓷片进行分析。资料图片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出土明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复原）。资料图片肯尼亚沿海出土中国瓷器反映的阶段性历史以肯尼亚沿海地区为代表的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区，在古代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圈以及后来的环球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此地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进行研究，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整体情况的兴衰变迁。从我们在肯尼亚调查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大体可以看到中国瓷器输入东非地区乃至环印度洋地区有几个高峰时期：（一）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公元9—10世纪）东非地区是中世纪以来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或者称为端点。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公元9世纪长沙窑瓷器、公元9到10世纪的越窑瓷器、广东产青瓷器和部分北方地区的白瓷及早期安徽繁昌窑的白瓷器，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早期的中国外销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岛地区（Lamuarchipelago），在拉穆群岛帕泰岛（Pateisland）的上加遗址（Shanga）和曼达岛上曼达遗址（Manda）中都发现了公元9世纪的长沙窑瓷片。早期的资料以上加遗址为重点。上加遗址位于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为一处存在于8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的斯瓦希里聚落遗址。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片以上，瓷器类别有碗、盘、折沿盘、板沿盘、瓶、罐、执壶、盏、洗等。釉色品种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生产地有长沙窑、越窑、定窑（邢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窑、广东窑，时代从公元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由于发掘距今已有较长时间，资料已有所散失，我们收集并调研的材料有片。我们调研发现的公元9—10世纪的长沙窑瓷片共计19片，其中17片为晚唐时期的产品，只有两片为五代时期的产品。遗址中出土的越窑瓷器共计36件，其中属于公元9—10世纪的19件，这19件当中只有2—3件是公元9世纪的，其余均为公元10世纪的产品。从其他地区发现的资料看，公元9世纪最主要的输出品是长沙窑瓷器，而到了公元10世纪时长沙窑已衰落，基本退出了外销的行列，被此时盛烧的越窑所取代，这一点在东南亚发现的一些沉船中也可以观察到，肯尼亚的发现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肯尼亚当地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和各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都表明：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阶段迅速达到第一个高峰。不过在早期阶段，中国瓷器的输入大体上是通过转口贸易输入的。与此后的各阶段相比，公元9—10世纪在肯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从发现的地点和数量看都还比较少。从技术上及规模上，当时可能还达不到直接贸易的程度。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自公元9世纪开始，基本上是相延不断的。年，北京大学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考古队第一次对位于肯尼亚马林迪以北11公里的曼布鲁伊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公元11世纪以降的文化层。发掘出土了一些当地生产的陶器，据肯方学者鉴定，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1世纪，这次发掘发现了中国瓷片件，其中南宋时期的标本凤毛麟角，属于公元12世纪的中国瓷片只有一两片。从这种现象可以推断，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公元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进行，但是总体上讲，这个阶段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这很可能与当时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发生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这是我们研究外销陶瓷阶段性的一个新问题，也应在环印度洋的其他遗址调查中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