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不如福建,人口不到100万,葡萄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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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这个面积不如中国福建，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陲小镇，但是却以不到万的人口，引领了全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使互相隔绝的人类有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在几十年间，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掀起了了欧洲探索全世界的狂潮。

公元年，葡萄牙王国终于在光复领土运动中获得独立，并且于年被罗马教皇承认。新王国成立后不久，就经历了多次的内战与外战，随后建立了集权的中央政府。强大的王权给予葡萄牙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同时国家寻求财富，教会寻求宗教的传播，于是葡萄牙率先在欧洲拉开了海外探索。

葡萄牙发展壮大的因素非常多，代议制，贸易文化，宗教传播等都对其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市政厅制度是葡萄牙发展的灵魂，正是这种都市制度，吸引了众多社会精英，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支持着葡萄牙海外殖民的发展。

市政厅以及仁慈堂

葡萄牙都市制度主要包括市政厅以及仁慈堂，市政厅是市政机构，仁慈堂是慈善服务机构，它们组成了殖民地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在果阿、澳门、马六甲都设有市政厅和仁慈堂。

在16世纪，葡萄牙市政制度已经形成，它来源于年制定的《规章》，这项制度在多年时间里，没有大的变化。市政厅的核心是由市政议员组成的，市政议员的多少根据这个城市的规模而定，这其中还有法官和律师，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拥有投票权。

市政厅监督城市当中公共土地的分配以及出租，评估城市当中的税收以及物价等，为街头的小贩发放营业许可证等。同时他们还要检查货物的质量，负责维修公共设施，市政厅的主要收入来自市政地产的出租，还有大量的什物税等。

仁慈堂是葡萄牙王后多娜·莱昂诺尔在里斯本教堂组建的，当时主要为那些死去海员家属提供帮助，里斯本仁慈堂有多成员，其中一半是乡绅，还有行会的手艺人以及商人。在不同时期，里斯本仁慈堂的人数也不同，仁慈堂规定会员必须从事7种以上的慈善工作。

葡萄牙许多海外殖民地都建有市政厅以及仁慈堂，他们拥有和母国相同的权力，比如澳门和里斯本一样，劳动阶层也拥有代表权，虽然不是完全的代表，但是整个城市不会被拥有贵族头衔的总督随意左右。而且在澳门，有相当长时间里，内议事会根本就不设立总督的职位，而且在澳门的市政厅甚至能够直接向王室投诉，影响王室政策的制定。

而且在澳门，经常会发生市政厅与法官相冲突的事情，而当时皇室离这些殖民地都比较远，因此也不会干预。每个殖民地内部都存在宗派之争，为了公共利益，他们通过市政厅的方式协调着各精英之间的利益。

仁慈堂里的资金虽然主要来源于捐赠，但是有很多财产都是来自于海外掠夺所得，他们捐钱的目的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当然也不排除慈善的目的。仁慈堂不仅仅充当慈善的角色，还充当了邮局与银行的功能，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任何地方仁慈堂，都可以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欧洲任何地方的家人或者机构。

当然议事会和仁慈堂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些机构当中，必须有纯正血统的白人担任法官，比如在澳门，土生的葡萄牙人不能担任议事会的官职。同时还有宗教歧视，对于异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严令禁止他们参与市政厅的职务。葡萄牙殖民地统治后期，市政厅和仁慈堂腐败丛生，一些任人唯亲的现象，层出不穷。

市政厅和仁慈堂通过代议制的方式，给葡萄牙人提供了参与议政与管理本地事务的机会，这种群众的参与，是总督管理所不能替代的，极大提高了本地人民的凝聚力。

葡萄牙的武力征服

葡萄牙在每个殖民地都建有据点和要塞，正是依靠这种武力征服，才有其殖民地开发，政治统治，以及宗教传播。征服与贸易并举是葡萄牙人海外扩张的主要手段，从霍尔木兹、达曼、果阿、澳门和马六甲等地，这些城市兼具要塞与商站的双重特点。

当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的时候，发现这一地区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所主导的，而且当时的贸易是和平进行的，但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后，他们用武力垄断了印度洋的贸易权，而且他们还在这些贸易港口，建立海军基地。果阿港口位于马拉巴和古吉拉特之间，从果阿出发的舰队能控制这两个地方的贸易。葡萄牙人拥有这个港口以后构筑了城堡和要塞，将它营建成了葡萄牙在东方的首都。

葡萄牙在亚洲建立的海上要塞并不比西班牙少，要知道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口不到万，和美洲不同，亚洲的造船技术并不比葡萄牙落后多少。正是因为亚洲国家的内乱，给了葡萄牙人可利用的机会，比如在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的萨摩林土王与科钦的土王不和，葡萄牙人便支持后者反对前者；在马六甲，亚齐人和柔佛人都对抗葡萄牙人，但他们之间也不和。

葡萄牙人并不完全依靠军事手段，他主要通过贸易，将这些城市与母国联系起来。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居留澳门，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搭建日本和中国的桥梁，明朝禁止和倭寇贸易，这让葡萄牙人从中找到机会。

宗教对葡萄牙人的影响

如果说香料是葡萄牙来东方的物质需求，那么宗教就是他们的精神动因，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十字军东征，还是后来的大航海，都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来东方之前，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与信奉新教的西班牙都把伊斯兰教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公元8世纪初，来自北非的穆斯林民族摩尔人，渡海征服了西班牙与葡萄牙人的伊比利亚半岛，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被挤压到半岛西北边缘地带。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谋划收复失地，这就是伊比利亚复地运动。13世纪，葡萄牙最先光复，但是土地还是太狭小，没有足够的纵深空间来保障安全，所以葡萄牙的国家战略就是，要到海外开拓新的领地。

而且，经过几百年复地运动的斗争，葡萄牙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敌视情绪已经很深，所以他们的航海其实还带着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宗教和战略意图：绕到伊斯兰世界的身后，牵制，甚至打击他们。

葡萄牙人在传教的时候，往往充满了激情，甚至在香料贸易中落后于异教徒手中，他们也照样热衷于天主教事业。葡萄牙霸占了马六甲之后，便将其作为垄断东方航道与传播天主教的基地，一方面抢劫、没收穆斯林商船，另一方面极力排斥伊斯兰教徒，或迫使他们更改宗教信仰，同时派出很多教士到东南亚各地去传教。他们在马六甲推行的残暴的宗教政策激起了穆斯林的仇恨，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而后来的荷兰殖民者充分利用了葡萄牙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于年将马六甲从葡萄牙手中夺走。

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有着多重身份，他们既是传教士兼商人，又是政治家或间谍，必要时也充当澳门的防御者。每年总有一些耶稣会士代表澳门当局到北京去向中国皇帝送礼，他们往往趁此良机一路传教，为了更好地接近中国人，他们留长头发、蓄胡子，照中国人的样式装扮自己，他们还会讲汉语、写汉字，据说途中能使不少人皈依天主教。

葡萄牙人这种狂热的宗教情节，有助于他们保持非常高的凝聚力，但是同时他们也容易头脑过热，容易产生宗教偏执，包容不了任何异教徒的思想，在他们观念里，异教徒比敌人更可怕。

在大航海时代之初，葡萄牙航海技术研究机构还允许有犹太人、摩尔人、阿拉伯人，到后来这种宗教狂热，认为这些人都是异教徒，这些人要么迫害，要么被赶走。而且常以宗教之名，进行屠城，或者虐杀俘虏，除了早期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城邦，其他地区的人都十分痛恨葡萄牙人，所以葡萄牙人一直没有向内陆发展，势力仅限于港口要塞。

随着17世纪，这些异教徒西班牙、英国的崛起，他们就不像葡萄牙人那么偏执，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信仰，给予相当宽松的自由。再比如，英国对殖民地虽然也有残酷的镇压，但是他们也有相配套的怀柔政策，比如他们在印度建立全印度人班底的基层管理机构、招募印度人当兵入伍等等。英国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的控制权，接手了葡萄牙人手中的贸易帝国，成为日后的日不落帝国。

葡萄牙人在早期征服的过程中，利用市政厅这种代议制的方式，让殖民地人民能够充分团结在一起；同时仁慈堂也充当资本流通的工具，充分调动资本的力量，让其不到万人口的国家，迅速在非洲、亚洲建立众多殖民地，成为海上帝国。

但是葡萄牙人冒险活动得益于其宗教狂热，也受制于宗教狂热，一方面利用宗教的热情，积极在海外冒险，为天主教积极开拓新的殖民地。但是碍于葡萄牙人的宗教偏见，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到殖民地统治当中，常常采取高压的方式，所以一旦和殖民地军事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的统治就没有那么稳固了。

虽然之后的英国人也传教，但是他们就不像葡萄牙人那么偏执，而且他们学会了葡萄牙人那一套代议制，还有金融工具的利用，再加上他们配套相应的怀柔政策，让他们成为加强版本的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