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出土滇国相印,揭示云南的确在20

年到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村的河泊所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此次考古发掘面积共平方米，发掘出了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余座婴幼儿瓮棺葬。

经过工作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些发掘出的各种遗迹共分为三个时期：

田块和道路属于明清时期；废弃的河道堆积、20余座灰坑及窑址，出土遗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装饰品残件等属于汉朝和魏晋；瓮棺、房屋、灰坑、灰沟等众多遗迹，出土有陶釜、纺轮等陶制品，骨锥、骨镞等骨制品，玉环、玉镯、磨石等玉石制品，另有少量的铜镞、铜片及臂甲等属于西周到西汉中期。

更为关键的是此次发掘出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更巧的是“滇国相印”的位置距离“滇王之印”的出土处仅余米。

“滇国相印”的发掘这不仅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而且对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次发掘是继至年在晋宁区石寨山遗址掘出“滇王之印”后，又一次古滇国的重大考古新发现。

从这些文物中，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当年汉武帝在此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换言之，早在0多年前，云南地区的确已经纳入到了中原版图中，中央对云南的确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实际上，对于古滇国的历史，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比较少，一直没有有效的了解和系统的认识。

从今天的云南省向东到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一直横贯到中国的最南端，这一广大的区域，在汉朝时候都属于西南夷与越地。由少数民族构成，这些少数民族或编发或椎结、或游耕或土著，习俗言语都不尽相同，政治组织也不统一。

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夜郎国，之所以熟悉，主要是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国的国王因为不知道汉朝有多大，就直言不讳地问汉朝的使节汉与夜郎哪个大，后来这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不自量力的鲁莽之人。

不过《史记·西南夷列传》同样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载：滇王询问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也就是说除了著名的“夜郎自大”成语故事外，滇王也曾向远道而来的汉朝使者问“汉孰与我大？”。

我们只知道“夜郎自大”的故事，却不知道“滇王自大”的故事，我倒觉得“滇王自大”这个故事的可能性更大，后世之所以没用，估计因为“夜郎自大”语感较好。

那么，古滇国到底从何而来呢？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滇王是从楚移居此地的。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楚国楚威王时期，王族出身的楚国大将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了巴蜀、黔中之地后，继续向西、向南，最终征服了滇池周遭数千里的沃土，随后他见湖周围的平原土地丰润，就停了下来。

之后他听说巴与黔又被秦军占领了，切断了他们回去的道路。没办法，他不得在滇地称王，依从了那里的风俗，这样形成的滇王。历史上对这段历史称之为“庄蹻入滇”。

但可疑的是无论是《汉纪》《后汉书》，还是《华阳国志》等史料，对于庄蹻人名、行军路线、征服区域、建国时间，究竟是楚国庄襄王或顷襄王，还是楚威王时期派兵等重大细节，都存在巨大差异。以至于引起了后世不小的争论。

与此同时，无论是这次出土的文物，还是以前的文物，都加剧了这种争论。

考古发现中的文物表明滇池一带的古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有限，反而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关联较深，比如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青铜提桶就与滇文化风格有些相似。

而且这些文物还表明，滇国与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与太平洋区域存有联系的迹象。比如滇国出土的鎏金骑士贮贝器、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诅盟场面贮贝器，贮贝器里被当作货币使用的海贝，根据工作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些其实来自于印度洋与太平洋。

由此可见，当时的古滇国已经跟这些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域外文化有着频繁的互动，所以，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封闭落后的蛮荒瘴疠之地。

公元前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而滇王得知消息，因兵力较弱，无法进行抵抗，只能立即投降，请置吏入朝。“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武帝获得胜利后，在下诏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时，并设立了“滇相”。

而汉朝征服滇国后，滇国受汉文明的影响越来越大。汉朝铜器开始大量出现于滇国社会里，原先古滇国特有的牛形青铜生活器具逐渐消失，到东汉时期，古滇国特有的器物宣告绝迹。

也表明古滇国彻底从历史上消失了，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其说消失，倒不如说是融入了汉文明之中。汉朝的强势与繁荣，必定是融合滇人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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