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中国的火药,如何改变工业革命和欧洲历

导读：本文是《火药改变世界》一书的序言，文章摈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体系，从东方视角出发，分析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东方而不是西方？”的两条研究思路。两者共同强调了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18世纪的力学革命、化学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认为火药在中古世纪向现代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发布。

这本书是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的又一本专著。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宏大历史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的人不多。就我所知的研究前沿中，仅有两条相辅相成的具有东方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由常征在《机器文明》和《火药》中提出的古希腊数学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火药的冲击下发生格式塔转换，即“古希腊数学思维+中国的火药火器”导致静力学思维向伽利略-牛顿的动力学思维转变的这条思路。

另一条是由我自己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即将出版）以及《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和“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动力学思路，即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是由于火药传入欧洲而引起的热兵器战争和欧洲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就像航天科学的突破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一样。

中国火药对话古罗马文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换句话说，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内部的跨国军备竞赛，向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提出了“如何精确测量和描述处于变速运动下的炮弹飞行轨迹”和“如何解释火药燃烧时的爆炸现象”这一类的划时代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智力上的挑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宫廷、女王、教皇、红衣主教、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商人和工匠在内的精英群体）对数学、物理、化学、枪炮工业以及科学家组织（比如皇家科学院）这类公共知识和平台的巨大投入，结果为科学革命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爆发。

这两条思路相辅相成，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的角色。

而这一关键作用却没有在西方解释科学革命的流行理论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李约瑟本人），甚至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国内外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李约瑟之谜”的流行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出现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在拙著《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批判，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

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

为什么？[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出自犹太教，都是一神教。而且伊斯兰教徒比天主教教徒更早学习和继承古希腊经典。天主教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才从伊斯兰教那里获得古希腊知识的。]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教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

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年提出的一个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数学演绎逻辑，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实验归纳逻辑。中国古代缺乏这两大要素，因此中国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也不必奇怪。”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是爱因斯坦这个观点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与古希腊数学无关，虽然与实验归纳方法密切相关。

然而，物理学巨匠牛顿作为数学大师，还有提倡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培根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都在化学研究上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尤其是牛顿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研究化学，纵然拥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极其先进的数学工具。而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小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创造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能够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由于加速度的原因何时何地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

而且问题在于，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这个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一神教基督徒企图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第三，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却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

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知识。答案也不在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的理论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繁衍生长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

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面对如此多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